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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魅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十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
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
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
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
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得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闭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放。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我走了。五十五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一九四零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在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七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要经历若干次艰难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小男孩十五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抢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中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一九六四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照加缪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五年，后来减至一半年。一九七二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一九七七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四十一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了。一九八七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四十七岁，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