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后，他选择了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种不同的体制及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事。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决定投奔美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庭，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做专制国度的大人物，还不如做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体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高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鼹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鹞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草莽中国》。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地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习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格利耶在《重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光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事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出现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为第一次打破了“忠奸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琦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诿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富于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量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拥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二十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相对的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大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了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