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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殳、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舀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舀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上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舀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
赖希认为，“自由”指的是每个人为了以合理的方式塑造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存在而承担的责任。那么，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自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责任感。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责任感，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生殖器。这就是国民性问题的实质。就好像一处悬崖，智者们中有不少人到达这里，张望一会儿，发觉深不可测，便又悄悄地缩了回去。因此，“什么是中国”或“中国是什么”，至今仍是学者们手中理不清的一团乱麻。
一个冬日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着皇城根儿赶路。疲惫的太阳斜挂在角楼上，几个缩头缩脑的老头在护城河边聊天，厚棉袄包裹下的，是一颗颗怡然自得的心。我忽然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来，这座古老的城市，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蹂躏在践踏中生存了下来，但却只剩下一副残缺的身躯。一切都在过去，一切都在重演。一些丑陋的面孔在微笑，一些美丽的面孔在流泪。梦还得做下去，只有在梦里才不知身是客。时间打磨着鲜活的记忆，空间定格着飞扬的想像，无处逃遁，无从挣扎，无法改变。
鲁讯说，这是一间黑屋子，满屋子熟睡的人们。我说，这是一间蚕室，满屋子快活的太监。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一
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
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一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一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证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惨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
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一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一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讯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讯先生说，这样的议论“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
二
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
刘和珍，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讯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一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