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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二十四岁的你殒身不恤。
魏士毅，一九零四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你的父亲一定想要个男孩，否则怎么会给你取一个男孩的名字呢？你是锦衣玉食的小姐，偏偏又极有才华，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入天津普育小学读书。一九一九年秋考入有名的严氏女中。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你没有丝毫大家闺秀的娇气，在湖光塔影间认认真真地做功课。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女学者。那一天，你自告奋勇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头。你的手臂纤细，风吹乱了平时“一丝不苟”的头发。两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我们还将遭遇到更深广、更厚实的黑暗。
七十二年过去了。保存下来的只有文字和图片，我的案头，一片狼藉。我听见了枪声，看见了鲜血，红色的大地与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军警制服与白色的学生装，悠宛的鸽哨与短暂的枪声。那一刹那，我已经死过，紧紧地挽着你们的手。那一刹那，我重新复活，在你们的血泊中前行。我知道，你们的眸子注视着我，你们将为我祝福。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我在北大中文系会议室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讲北大精神、讲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本来身体很好，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便迅速恶化了。心爱的女儿浪迹天涯，有家不能归。有一次，有人要上门来查抄他女儿的物品。系里的老师担心王先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刺激，便跟吴组缃先生商量，由吴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请他去做客。这样，王先生就可以避免跟有关人员碰面了。如是，王先生来到吴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即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学生这才明白：原来王先生什么都知道啊！不久，王先生就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病倒并迅速去世了，学者死在讲坛上，也算死得其所。然而，王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也没有见到女儿一面。
听完钱先生的讲座，我独自一人来到西校门附近的“三·一八”纪念碑。那里，寂静无人，人们都去舞厅跳舞去了。在微弱的月光下，我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象着她们燃烧的青春。她们跟我一样年轻。她们为这个“老大帝国”而香消玉殒。
我想，有的东西是不能忘却的。忘却了，我们就生活在虚空之中。于是，回到宿舍之后，我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献给在“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几位女孩——当然，又不仅仅是献给她们。
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