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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战友”都抛弃爱、尊严、希望和怜悯，抛弃真、善良、坦率和友好的时候，我依然抱着它们不放。在军训结束前进行的野营拉练中，我们走过太行山深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破败的让我触目惊心。我来自富庶的成都平原，我第一次深入到贫瘠的北方的乡村。我发现村庄的土墙上用白色涂料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一个被军官们誉为“太行明珠”的村庄，是陆军学院拉练时长期的“结对”村庄，他们派出了上百个小孩在村头迎接我们。然而，我却发现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眼睛中是一片茫然与困惑。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仿佛是奇异的外星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他对我说：“我想念书！”眼睛眨巴眨巴的，却空空洞洞、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灵气。原来，他没有上学！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而真正能够入学的孩子却少得可怜。“希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希望。当时，我躲避着孩子的眼睛，无言以对，唯有泪落黄土地——仿佛我也参与了罪恶。肩头的闸门顿时显得如此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多少同胞在这样像蚂蚁一样卑微的生存着啊。
在村子里，军官们与当地的官员们组织了大会。大会让，让村支书讲述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幸福。这是他们安排好的节目，一年一度的节目。村支书已经相当娴熟了。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群城里来看热闹的孩子。他精确地背诵出一连串的数字，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也许，按照支书的想法，这群学生娃娃只会读书，所以多讲些数据，就会让他们信以为真。然而，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这群年轻人的眼睛和心灵，他们以为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摆布的白痴。他们不知道，青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欺骗的人。他们以为这是又一个“洗脑”的机会，没想到却让我们更加清醒了。
拉练的队伍在宿营地用晚餐。补给车上有充足的食品，老实说，质量确实不错。用完晚饭后，吃剩的馒头、油条都扔到了大桶里。人很多，桶很快就满扔了。这时，一个苍老的农夫肩着两只桶来搜罗这些东西了。而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一个中年妇女肩着同样的两只桶来了。他们互不相让，激烈地争执起来，而一名教官笑呵呵地在一旁调解，他的调解让两人的争执更加剧烈了。他大概有意如此，与其说是调解，不如说是挑拨。这样，自己好做一个不花钱的观众，开心地观看一场“好戏”。我知道，这名教官是农民的儿子。不久以前，他还在家里跟可怜的父母亲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是士兵出身，因为表现良好才被推荐上了军校，毕业后留校。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村子、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他要奋不顾身地脱离他过去的生活状态。我愤怒地扭过头去。我至今还为自己当时没有当面谴责那名教官而感到耻辱。我匆匆地走开了。面对千年沉默的大山，我痛苦地想，大山里有多少人像一棵棵的草一样生生死死。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在他们的眼中，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
拉练的另一个宿营地是著名的“圣地”西柏坡。这里曾经居住过一大群领袖。领袖们的故居被耗费巨资精心整修过，而村庄里依然缺水，村民们吃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库去挑。又是一个夜晚，星光如水，只有在山里才有如此美丽的星光。我们在村边的宿营地上放映电影，电影是《蒋筑英》，当然是教官们精心安排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与蒋筑英并非一类人，人人都在从蒋筑英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变得聪明一些。他们都不当蒋筑英，为什么要我们当呢？他们躲在一边，粗俗地嘲笑着电影里那个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瞧不起知识分子的，而我们却恰恰是“准知识分子”。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电影，但他们知道这样的电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对此，我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让我很感动。晚上，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一个班12个人睡一个窑洞，12个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并排着席地而睡。我彻夜不眠。尽管整日的行军已经让身体并不强健的我早就疲惫不堪，但太多的东西让我无法进入安眠的状态，它们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关于这即将“熬”过的一年，关于我即将到来的在北大的生活，关于我今后整个的生活，关于我与世界的联系，关于我在这个时代的位置。这是一间废弃已久的窑洞，其他11位同班的“战友”已经鼾声如雷。
这时，正是因为鼾声让深夜的大山显得更加宁静。在这似乎是永恒的宁静中，我忽然想起了遥远的法兰西，想起了那个最有智慧的法国人——加缪。我所体验到的荒谬与加缪所体验到的荒谬是一致的。加缪所说的荒谬，就是一种在非人性的因素面前产生的不适感，就是一种在我们所见的东西面前所引起的堕落。加缪认为，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一方面，人看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希望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人自身中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当我认识到纸上的真理的卑鄙无耻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自己的、从生命中直接生发出来的真理。别人的拐杖支撑不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需要我自己制造的拐杖。这个时刻，真理早已晦暗不明，每个寻找真理的的人尤其要小心。加缪说过：“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或违背历史剑拔弩张，为的是重新接受考验并夺得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田地里微薄的收成，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的爱情；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想。我对生活的全部爱就在于此：一种对于可能逃避我的东西的激情，一种火焰上的苦味。我静止而紧张，没有力量反抗要把世界放在我手中的巨大激情。”是的，那些屈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会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我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坚决地回答了加缪的提问：我能够义无反顾地生活。生活在过去，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未来。加缪说得那么好：“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具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那我就应该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一点，我做到了。在一年的军训中，我没有获得什么奖赏，诸如入党、嘉奖之类的。然而，这段岁月成为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它是我生命的暗流，它存在着，时刻在提醒着我保持清醒的头脑——那种企图摧毁我们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我从他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而许多与我同时进去的同学却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彻底洞悉了鲁迅先生“闸门”的意象。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在黎明与黑暗之间，在“他们”与“我”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我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天，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写作这篇文字时，我拥有了将军的气魄，尽管我依然脆弱，但我不再恐惧。
——1994年冬
1998年5月3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前夜，我与当年军训的“战友”、《南风窗》杂志的编辑翁宝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里彻夜长谈。翁宝是专程回母校来采访校庆的，但我们的话题却与校庆几乎无关，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的军训。我们回忆起他们的世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
士兵与士兵之间是不同的，正如星星与星星之间的不同。翁宝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士兵”，他是1992年的北大军训生中唯一被关过禁闭的人。而原因仅仅是与教官的一次口角。他告诉我，当他在黑屋子里时，才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上的“生活”。自由只有在被剥夺以后才会觉得可贵。面对他，我感到惭愧，同时吸收到勇气。
那天晚上，许多要人们正在准备着在第二天的“百年庆典”上的发言，当然是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我们却在舔着5年以前的伤口。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迎接校庆的到来。同样是经历过军训的人，像我和翁宝这样依然还有伤痛感的人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淡漠的更加淡漠，空虚的更加空虚，麻木的更加麻木，卑鄙的更加卑鄙。于是，我更加觉得应当把这篇文字原原本本地发表出来，以纪念我当年度过的一年的青春岁月。这一年的青春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们嵌在了长城里。
这究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为了纪念的“忘却”呢？
——写在后面的话·2000年春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