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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授意傀儡人物冲伯在刚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宣布独立，因为那里的矿产最丰富。9月，莫布杜宣布暂管政权。次年1月，卢蒙巴被押解到冲伯的地盘，来到加丹加首府伊丽莎白维尔时，刚刚下飞机就被打死。从此，刚果陷入更深刻的混乱与悲哀中。
格瓦拉相信，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力量帮助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刚果战士。他亲手挑选了一批来自古巴的黑人战士，对他们讲解战争的计划。要到刚果的领土上打仗，他们先要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一直走到坦桑尼亚最西端，与刚果交界的坦噶尼喀湖，在码头边他们将得到同志的策应，然后划小船渡过大约50公里宽的湖面。战士们很激动，一位叫马科·埃东尼奥的游击队士兵回忆说：“当时，想到我们就将回到非洲，我们老祖宗的出生地，我们就热血沸腾。”
战士们管这位说话声音低沉的领导叫“塔图”，德雷克在他的回忆录里，解释了这个称号的由来：“切找来一本字典，决定按斯瓦希里语给大家起名字。后来，他又觉得干脆用号码称呼更简便。编号的依据并不是各人的官衔高低，而是大家来到达累斯萨拉姆的顺序，于是，我就成了一号‘莫扎’，帕皮是二号，叫‘姆比利’，而‘塔图’是三号的意思。”没有哪个战士知道，原来“塔图”就是古巴二号人物格瓦拉。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悲哀接踵而来
格瓦拉想要投入战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在各处不断搜罗一切对战争可能有用的东西，买了一艘10来米长的小木船，组织了一个看起来毫无章法的车队：一辆越野车、两辆吉普车、三辆奔驰小汽车，还有一辆大卡车。14个游击队战士就这样踏上了征程。
4月23日，穿越坦噶尼喀湖时，不知格瓦拉有没有回想起当年，他与卡斯特罗并肩在“格 拉玛号”一起晕船、一起唱古巴国歌的经历。冲伯的巡逻队就在湖边不断巡视，格瓦拉他们正准备上船时，木船却出了点问题。大家有点犹豫，格瓦拉发了通火，警告大家，现在他们一定得走，无论死活。
夜幕降临，他们的船终于驶入大湖。雨季刚刚结束，湖水高涨，偏偏此时又下起大雨。据德雷克回忆说：“湖面上的风浪很大，我们的小木船忽上忽下，切突然问我们会不会游泳，我猜他已经打算弃船游到对岸去了。”到了凌晨五六点钟，小木船奇迹般地到达对岸，驶进刚果的吉邦巴码头。这一夜，格瓦拉的哮喘病发作得特别厉害。
在码头等待时，古巴人简直开始绝望，天渐渐亮了，可是他们的刚果兄弟还没来。最后，一小群刚果游击队员总算唱着歌、喊着口号慢悠悠地与古巴战友会合。
可以用格瓦拉在日记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在刚果的战斗经历：“这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与刚果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有问题。刚果的游击队员中，只有几个人能说一点半吊子的法语，勉强能与格瓦拉交谈。平时在一起时，这些人需要充当翻译，将格瓦拉说的话再译成当地的部落语言。同时刚果人普遍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他们不信子弹，倒更相信各种各样的巫术。一次，一个自称中校的刚果人对格瓦拉说，他们有一种神奇的药水，叫“达瓦”，可以使敌人射出的子弹轻轻落在地上。格瓦拉很快意识到这种迷信流传开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始终担心，这种迷信活动搞到后来，受罪的还是我们，他们打了败仗不会怨‘达瓦’，只会怨我们。我曾经好几次要和各个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试图说服他们，但无济于事。‘达瓦’是他们信仰的标志。”
更大的分歧在于意识形态的格格不入，格瓦拉无法向他们透彻讲解关于革命的问题，刚果人所理解的革命，也与格瓦拉完全不同。在这些刚果游击队员和领袖看来，革命并不是要打倒什么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要打倒冲伯和其他现任领袖，恢复他们被冲伯等人剥夺的权利。还有一些人相信他们的敌人就是白人。一次，几个士兵直截了当地追问格瓦拉：“你这个白人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打仗？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把你们这些白人消灭，日子就好过了。”也正因为如此，刚果人的革命简直就有点业余时间赚赚外快的意思，很多战士无心训练，闲来就喝喝酒，或者花钱弄张通行证，大摇大摆渡过大湖，去坦桑尼亚嫖妓。这种事情简直让格瓦拉目瞪口呆，他在日记中很困惑地问自己，“这些妓女由谁付钱？革命的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格瓦拉又回到了他的医生角色，硬着头皮医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者酒精中毒的刚果士兵。
吃喝嫖赌门门精通的刚果游击队员们，却独独不擅长打仗。古巴的托雷斯中尉曾经带着几个刚果兵去侦察，结果回来后他轻蔑地告诉格瓦拉：“刚果人一看到几个哨兵就吓得要死，边逃边喊‘冲伯的兵，冲伯的兵’，真是一群胆小鬼。”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来自古巴的这群黑人已经被培养成为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职业军人，看到他们的非洲同伴如同一盘散沙，他们不能不感到愤懑。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母亲去世（1）
格瓦拉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时间竟然多得用不掉，他开始失眠，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时，他就干脆起来读书或者写日记。他请了一个刚果小孩伊兰加当他的老师，学习当地的斯瓦希里语，作为回报，他也教伊兰加什么是帝国主义。到达刚果不到一个月，他就染上了严重的疟疾，由于过敏，他不能使用抗生素，只好吃大量的奎宁，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为刚果的气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体虚弱，已经没有力气吃饭。” 就在格瓦拉重病时，他的母亲已经进入弥留之际。当时，关于格瓦拉的各种谣言在满天飞，但全是坏消息，甚至有人说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5月10日，他身患晚期癌症的母亲塞莉亚住进了斯塔普霍尔医院，可是没过几天，医院就将塞莉亚赶走，理由是她的儿子是危险的共产党，这会给医院的名誉带来损害。
5月16日，老朋友罗霍给正在哈瓦那的阿莱伊达打来电话，电话中传来了塞莉亚虚弱的声音，她坚持说：“我就要死了。我想见一见埃内斯托，让他赶紧来。”阿莱伊达左右为难，不知该怎样解释，母亲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轻轻放下电话，对罗霍说：“埃内斯托肯定碰到了什么事。”5月19日，母亲在故乡的小屋里去世了，享年58岁。她最终没能见上最喜欢的儿子一面。
3天后，负责国际行动工作的奥斯马尼又带来了34名古巴战士，在与格瓦拉絮絮叨叨地闲扯了好久后，他才告诉了格瓦拉母亲逝世的消息。
专门照顾格瓦拉的塞拉格医生，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他坐在我的吊床上，讲起他童年的故事，也不管我听懂听不懂，他一直自顾自地讲下去，到后来，仿佛就成了他在自言自语。接着，他突然说要喝马黛茶。我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还在发着烧，还是让我替他倒茶。他没有理我。晚上，对着火炉，他唱起他们家乡的乐曲。”探戈音乐的旋律大多悲苦、惆怅，19世纪80年代，大量欧洲和非洲移民涌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异乡人只能在酒馆和舞厅里找到一丝慰藉，探戈音乐和舞蹈就起源于这里。因此在探戈音乐里，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游子情怀。塞拉格医生没有看见格瓦拉在他面前哭，可是，他从这断断续续的歌声中，听到格瓦拉心中不为人知的悲痛。
也许，一场战争可以帮助格瓦拉振作起来，可是刚果人拖拉散漫的性格已经让他濒临绝望，他们需要等待东线的游击队领袖卡比拉下令开始战争，可是卡比拉却一直没有踪影。困在一间破茅屋里，格瓦拉惟有日复一日地等待。他也想训练一下这帮刚果战士，可是根本命令不动他们。让他们下山扛点粮食，他们就大叫：“我们不是大卡车！”要他们加紧训练，他们又大叫起来，“我们又不是古巴人！”格瓦拉原本以为，可以用5年时间帮助刚果赢得革命成功，可是现在他已经丧失信心，在日记中他痛苦地写道：“人民解放军就像是一堆寄生虫，不劳动，不训练，不打仗，只知道强迫老百姓供养他们，为他们劳动。照这样下去，刚果革命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
不久，第四批古巴战士也赶到刚果基地。这些人中有两个格瓦拉的老战友，阿里·比列加斯，身体粗壮，外号“庞博”，刚刚才和格瓦拉以前的女秘书结婚；另一个叫卡洛斯·柯埃略，外号“图马”，曾长期担任格瓦拉的保镖。
7月底，他们终于进行了第一次战争，阵容看似强大：40名古巴人和140名刚果人、卢旺达人。他们装备精良，包括美式反坦克火箭筒、机关枪，还有一门中国大炮。由于未能得到游击队领袖卡比拉的批准，格瓦拉只能留守阵地。战争一开始，二三十个卢旺达人开溜，不想打仗。参加了这场战斗的德雷克很快就意识到，只有古巴人在打仗，而刚果人、卢旺达人把手中的子弹打完，就在丛林里乱跑。结果自然以惨败告终，4个古巴人和18个非洲人阵亡，60人受伤。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写道：“达瓦神奇药水失效了。”
为了避免游击队内部分化，格瓦拉仍然耐心地为非洲人辩护，可是，大家并不能领会他的好意，手下的人互相指责，连最忠心耿耿的古巴战士也流露去意。一个外号叫“中国人”、长着一副亚洲面孔的战士锡泰尼当着格瓦拉的面，要求离开刚果。他可是自从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以来，就一直在格瓦拉身边的老朋友。不知道格瓦拉以什么理由将他留了下来，可是在那以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