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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革命经验有如一场梦魇。玻利维亚乃是南美洲穷国，他们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更是最穷的地方，那里瘟疫盛行，生存维艰，甚至连基本的枪械弹药都补给困难，他的游击战士愈打愈少，终于在1967年10月9日结束了他璀璨、短暂，让人感动的一生。
格瓦拉传奇英雄的地位，在他死后开始形成，正如同耶稣是在受难中成就了伟大一样。他被20世纪反抗哲学家萨特推荐为“当代最伟大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翼知识青年运动有如狂飙般兴起，有七个人物被列为新左派英雄，格瓦拉为七人之首。他那张头戴游击扁帽，像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的肖像，被反叛青年印在海报上，杂志里，更多的则是印在年轻人的 T 恤上。他被人膜拜，乃是他的一生在这个一切都庸俗化的时代已形同一则不可能的神话，他用这种不可能向人们的良心发出呼唤，并对世界的不公不义做出浪漫的抵抗。举世之人都像古巴人一样称他为“切”（CHE），那是亲切的“大兄”，格瓦拉大兄（CHE GUEVARA）成了他的代号。
而一生都是传奇的格瓦拉，他的革命生涯传奇，他的死亡也传奇，甚至他的遗骸也是传奇。他死亡之后，玻利维亚军方和美国中情局将他的手割下送给了卡斯特罗，但尸体本身却被草草地和其他游击队员埋到了一个秘密坟墓里。玻利维亚几经改朝换代，他的墓渐渐被遗忘，而后，1997年7月，终于找到了这个坟墓。在经过鉴定无误后，当年9月他和同埋的其他五名游击战士的骸骨被送回古巴，古巴为了安葬他们，特地在距离首都哈瓦那东南方300公里的圣克拉拉辟建纪念馆。1997年10月14日，星期二，他们的骨骸抵达该市，整个城市一片悼念的花海，数十万人都挤到了这里。1959年元旦，当时格瓦拉所率的第八纵队在一番血战后攻下圣克拉拉，他率队进城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该役之后，古巴的革命大军有如洪水决堤，不可遏抑。隔了38年，他的遗骸再度进城，这时他已是全球的受难英雄，受到的欢呼更胜过从前。而1997年，乃是格瓦拉逝世30周年，除了纪念堂外，这一年的10月，也是全球的“格瓦拉日”。在欧洲和美国；印着他相片的 T 恤和纪念品都告大卖，有好几本他的传记在出版，美国华纳电影公司推出他的传记电影，一个摇滚乐团推出新专辑，以他的肖像为封面，许多中年一辈的人则到玻利维亚他当年被杀的无花果村去朝圣，使得那个荒凉的高山小径，刹那之间成了国际观光的热点。在这个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格瓦拉已成了一个好商品，对此，他的女儿阿莱达说得很好：“有许多投机的人都在剥削着他的形象，这当然让人觉得有点讨厌，但只要一想到青年男女们都穿着印了他照片的 T 恤，我们应当知道这对他们而言，是有某种他们相信的东西在里面，而这是件好事。”
第一部分：前序20世纪的悲伤浪漫英雄（3）…（图）
一个传奇英雄出现后，即注定会一直传奇下去。1997年他逝世30周年的纪念高峰期过了之后，2003年巴西电影界拍了一部喜剧片，情节是格瓦拉并未死亡，他逃到了巴西的亚马逊原始雨林，在那里开了一家店，专卖印着自己肖像的 T 恤，这是“后现代式”的小聪明。许多人犬儒般地认为现在已是个“无事可为”的时代，当他们自己没有了热情，就去嘲谑一切的热情。
而最特殊的，乃是巴西另外拍的一部电影，以他早年的摩托车之旅为主轴，这部电影是2004年坎城影展的话题影片之一。这部电影2004年6月在巴西首映。
在这个一切都成了商品，甚至英雄人物也在商业中被消费的时代，格瓦拉的意义被扭曲，被改变，甚至被变成喜剧，这正如同有关耶稣的电影也可以被拍得和情色诱惑挂起钩来一样。但尽管意义可变，格瓦拉那真实的反抗意义却是不可能改变的。近年来，中南美洲几次重大革命事件，从墨西哥的“扎巴蒂斯塔农民及原住民起义”到秘鲁的国巴克游击队占据日本大使馆事件，他们所用的标志，都是格瓦拉的那张头像照片。近年来，中南美洲多位追求国家自主、反抗美国宰制的领袖，如巴西总统卢拉，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们也都是格瓦拉的信徒。由于他们追求国家的自主，当然难免遭到丑化，甚至有被颠覆掉的危险，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有了格瓦拉的呼唤，拉丁美洲尽管在美国强势宰制下前途仍然坎坷，但这条自主不屈从的路，早晚一定会被走出来的。真正的受难悲伤英雄永远不死，只要大国对小国的压迫、宰制，甚至帝国主义式的侵略不止，他就会一直存在，变成对后人的呼唤与叮咛。全球有那么多人崇拜格瓦拉，所反映的，或许即是大家心中拒绝死灭的那种对公平正义的终极向往吧！
我一向尊敬格瓦拉这样的“神人”型悲剧英雄，并深信世界的获救就在这种英雄人物的榜样行为中。在这个世界复归野蛮，大国任意凌辱弱国，而且可以炮制假证据肆意侵略的时代，难道像格瓦拉这样的人不应该更多一些吗？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1）…（图）
两个名门望族之后一见钟情，男的荒废了学业，女的抛弃了一辈子侍奉上帝的念头，毫不犹豫地结了婚。格瓦拉·林奇没有否认，妻子很有钱是他想与她结婚的原因之一。
在大萧条前，阿根廷算是一个不赖的国家，婴儿呱呱坠地时，父母还不至于为孩子的未来而担心。对于这对年轻的贵族父母：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德·拉·略萨而言，他们只需要庆祝孩子的降临，而不必担心他们未来的衣食住行。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生于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是名门望族之后。父亲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对于阿根廷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如此长期的定居，足以代表贵族的身份。而母亲的家族同样可以上溯到７代，在当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声誉卓著的家族，拥有大片地产。
父亲身上流淌着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他的曾祖父帕特里克·林奇曾经一路漂泊，从英国辗转来到西班牙，最后在阿根廷落脚。在18世纪下半叶，他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他的祖先甚至还跟美国沾点关系：事实上，他的母亲安娜·林奇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而父亲罗伯托·格瓦拉同样来自美国。不过这只是出于巧合——1848年，在加州淘金热那会儿，罗伯托的父母曾去过美国，几年后才带着孩子们回到阿根廷。这个家族在阿根廷的上流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祖先恩里克·林奇是19世纪末阿根廷寡头政治的统治者之一。不过，埃内斯托的祖母安娜·林奇显然是这个家族中的异数，她是个无神论主义者、生性崇尚自由，她是埃内斯托热爱的祖母和偶像，他最终选择了学医，也是因为她去世的缘故。
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母亲这边的先人，同样也都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直到1820年南美独立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他才告别政治舞台。塞莉亚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据说，他是在被确诊得了梅毒后投海自尽的。没过多长时间，她的母亲死于黄热病。虽然成了孤儿，塞莉亚却仍然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一方面，这是因为她的父母留下了大量遗产，虽然是由7个孩子平均分配，但仍然可以保证每个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大姐卡门对这个小妹妹照顾有加。1928年，卡门嫁给了诗人卡耶塔诺，夫妻俩都是阿根廷共产党员。塞莉亚一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心教会创办的法国学校里接受最正统的教育，她是虔诚的教徒，就在这个20岁的女孩打算当修女时，她遇见了格瓦拉·林奇，27岁的建筑学系学生。
两人一见钟情，男的荒废了学业，女的抛弃了一辈子侍奉上帝的念头，毫不犹豫地结了婚。格瓦拉·林奇没有否认，妻子很有钱，这是他想与她结婚的原因之一。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不断用妻子的钱投资做生意，但几乎从未成功。 1930年5月2日，两岁生日的前夕，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1928年，当埃内斯托·格瓦拉（小时候，人们都喊他小名“迪迪”）出生时，阿根廷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大批白人移民为这里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繁荣。在一战前，阿根廷的人口社会版图更像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新西兰，而不像它的南美邻居秘鲁、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这个国家当时得到的国外投资，是墨西哥或巴西的三倍，千人拥有的铁轨长度，更是南美其他国家的三到十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排到了第13位，比法国还要高一点。此时，阿根廷致命的弱点——工业欠缺，外债过多，出口类别极度不平衡还尚未显露出来。总而言之，埃内斯托出生时的阿根廷，是个繁荣却又有些过分轻率的国家。
埃内斯托出生的这一年，阿根廷政坛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伊利戈因第二次连任总统。伊利戈因是激进市民党的首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