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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家永远一片混乱。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外敞开，小孩、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客人，不停地在他们家川流不息。他们的待客之道只有两条：第一，无论对谁都热情有加；第二，孩子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自行车和三轮脚踏车可以在屋里任何一个角落飞驰，无论什么时候到格瓦拉家，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于是，夫妻俩渐渐发现，原来觉得多得花不完的钱，现在竟然有些不够用了。父亲开始逃避责任，长期驻扎在酒店里，母亲虽然热情好客、对孩子关爱有加，却不善于料理家事，孩子们则永远缺乏约束随心所欲。当夫妻俩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这个家，就益发混乱。
到了1942年3月，埃内斯托将近14岁时，父母替他在科尔多瓦的迪安·福耐国立中学注册，按道理说，作为名门贵族之后，埃内斯托理应就读于当地的贵族学校蒙塞拉中学。可是父母却宁愿他在更加大众化的迪安·福耐中学读书。就是在这里，埃内斯托读了5年书，认识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
埃内斯托的生命展开了一个新篇章。他对体育的热衷仍然不减当年，特别爱好的运动是橄榄球，常常在科尔多瓦的草地网球俱乐部与伙伴们一起打比赛，在这所俱乐部，他还常常和人比赛游泳、打网球或者高尔夫球。他也认识了一批新朋友，与他关系最亲密的莫过于托马斯·格拉纳多和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两兄弟。与他同岁的托马斯是他少年时最好的朋友，而阿尔贝托则是他青年时期骑自行车旅行时的亲密伙伴。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一起品尝到初恋的苦涩滋味，共同见证了阿根廷的政治风暴。1945年10月17日，贝隆登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
由于哮喘病，再加上父母不和，从埃内斯托的成绩单来看，他在学校只能算是个表现平平的学生，至多在文科考试中偶尔冒出几次高分。以1945年他在高中的第四学年成绩来看，他在文学和哲学课上取得了高分，而数学、历史与化学刚刚及格，音乐和物理成绩则相当低。他对音乐一窍不通，这已经成为了朋友们取笑他的把柄。事实上，他完全分不清节奏和旋律，不会跳舞，也不会玩任何一种乐器。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回忆说：
埃内斯托只会跳探戈，你们都知道，即使听不出来节奏，还是能按一贯的脚步跳跳探戈。于是我们达成协议，每当探戈舞曲响起时，我就踢他一下，提醒他这支曲子可以跳。他生日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派对，他在上面大出风头，演讲棒极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埃内斯托身上也有可取之处。那天晚上，他一直在和一个印第安姑娘跳舞，她好像是个麻风病村的护士。突然，乐队奏起了波尔卡舞曲。我轻轻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拉着他的姑娘跳起了探戈。我在一边简直要笑晕过去，过了好久他才意识到我在捉弄他，他发火的样子真是有点可怕。
埃内斯托的英语成绩只能用“可怜”来形容，高中第四学年，满分10分的情况下，他平均只能拿3分。不过他的法语却很好，在母亲的启蒙下，他法语听说读写的能力都比同龄人要强，文科的成绩普遍也要优于同班同学。据他的同学回忆，他读完了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在与他的历史和文学老师讨论问题时，他们会发现这个少年想的问题非常深，也非常远。之所以其他功课乏善可陈，老师和家长认为这是因为他实在过分活跃，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体育、国际象棋和他在省高速公路局的第一份兼职上。他的父亲因此很骄傲地评价说：“在利用时间方面，埃内斯托简直是个天才。”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4）…（图）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桩事，或许可以看出埃内斯托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他们家住的那条街，旁边便是贫民窟，穷人们住在纸板糊成的小屋里。那里有个断了腿的可怜人，他的交通工具是一个靠狗拉动的小滑轮车，人们因此都叫他“狗人”，他只能把满腔愤怒发泄在比他更可怜的狗身上。每天早上出门时，他都会用力鞭打他的几只狗，这已经成了这条街上每天上演的闹剧。有一天，当地的孩子们一边嘲笑着“狗人”，一边向他身上扔石头，埃内斯托和他的朋友们正好见到了这一幕，于是他立刻上前制止这些小孩。没想到，“狗人”非但没有 感谢埃内斯托，反倒用更肮脏的语言咒骂他，在他的眼中，仿佛充满了对埃内斯托的仇恨。用他朋友德洛丽丝·马丁的话来说，“狗人”的敌人并不是那些向他身上掷石头的穷人家的孩子，而是那个试图保护他的富有的白人少年。生平第一次，埃内斯托发现，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填平富人与穷人之间那条深深的鸿沟。
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紧张变成淡漠。父亲与一个叫瑞科尔·希维娅的女人好上了，这个古巴女人长相艳丽，是当地有名的放荡女人，对于格瓦拉·林奇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风流韵事，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件事成了科尔多瓦的一桩丑闻，有趣的是，格瓦拉·林奇甚至曾经将瑞科尔带回过家，立刻遭到了孩子们和妻子的强烈抗议。这桩丑闻显然让埃内斯托相当生气，几年后，有一次他的女友“奇奇娜”不经意地提到了瑞科尔的名字，结果埃内斯托立刻大叫起来：“永远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女人！”
父母之间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5个孩子，据他们家的朋友贝蒂回忆，“我记得埃内斯托最小的弟弟胡安·马丁出生时，我过去看他。他们住的那幢房子乱极了，给人一种贫穷而没有出路的感觉。塞莉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而且非常有吸引力，可是在我看来，当时她似乎已经放弃了要将丈夫拉回来的念头。”事实上，埃内斯托的父母是在1947年才正式分居的。此时，丈夫已经不着家了。1943年，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胡安·马丁在科尔多瓦出生，这个婴儿与兄长的关系非常微妙。胡安·马丁后来说：
埃内斯托既是我的大哥，也是我的父亲。他教会我走第一步路，他常常把我扛在肩膀上，他带着我玩，他就是我的父亲。
埃内斯托好像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据他的一位堂兄回忆，埃内斯托似乎开始不停地打工，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可是他总会把工资如数交给母亲，他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对于政治，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他关心阶级与贫富差距，希望有一天投身战争，只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要为谁而战，又为什么要战斗。在埃内斯托·格瓦拉诸多版本的传记中，有一个故事反复出现。那是在1943年，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在参加一次学生反武装示威游行时，被警察局拘禁，当埃内斯托前去探监时，格拉纳多建议他和其他仍在中学读书的朋友一起，再组织一次游行。埃内斯托回答说，“去游行，然后让这帮狗屎把我们也抓进来？绝不。如果我没有一杆枪，我就绝对不会游行。”16岁的埃内斯托，虽然还不明白他的未来在哪里，可他已经发现了一个真理：永远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埃内斯托长成翩翩美少年。
1946年底，埃内斯托终于从高中毕业了。这年夏天，他在科尔多瓦公路局里工作，而他的家人此时已经离开科尔多瓦，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埃内斯托的祖母同住。不幸的是，1947年，祖母病倒了，一向与祖母最亲的埃内斯托赶去照顾她。最后，祖母还是去世了，埃内斯托做出了一个令家人惊讶的决定。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读工程学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注册。此时的埃内斯托已经长成翩翩美少年，人们开始以他的姓氏格瓦拉来唤他。而他的父亲，人们则喊他“老格瓦拉”或“林奇”。
为了谋生，格瓦拉从事了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不要父亲的钱，却通过父亲一个朋友的关系，在市政府的物资供应局弄到了一份抄抄写写的差事。这里成了格瓦拉最常去的地方，或者在这里看他的医学书，或者编写他自己的哲学词典。在这本词典上，他既摘抄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经典著作，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
在学校，他表现得非常用功。在图书馆或咖啡厅，他常常抱着书一看就是十来个小时。20年后，当年暗恋他的女同学蒂塔·因凡特回忆说：“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
1950年一二月份，学校放暑假，格瓦拉骑着自行车去流浪，这次旅行，他走过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跨越了4000多公里距离。当时，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已经从药学系毕业，在科尔多瓦北部圣弗朗西斯科的麻疯病院里当药剂师。他邀请格瓦拉去那里参观，格瓦拉一下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的野心更大，决定要沿大西洋的海岸走一大圈。
这次长途旅行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他在上面装了一个意大利制造的小马达，每小时可以跑25公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来到圣安东尼奥，接着他连人带车上了一辆大卡车，到达出生地罗萨里奥。到了第三天，他的自行车后胎破了，好在碰到了辆顺风车，将他送到了科尔多瓦，总算与格拉纳多兄弟会合。兄弟俩陪他参观克里罗河瀑布时，不安分的他一定要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结果在下坡时摔了下去。他颇有哲理地总结说：“就这样，我学会了登山运动的第一条规则，上去远比下来容易得多。”
第二部分：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那个与哮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