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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安德罗波夫在1979年3 月五局的一次会议上讲道，克格勃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持
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管他是多么名不见经传：我们的敌人——甚至西方国家共产
党中的某些同志——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那样，你们已经
建立了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各种反社会主义现象或者一小撮无足轻重的
人的一些不良举动真的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威胁吗？他们真地能够动摇社会主义的基
础吗？”
当然不能，我们会这样回答，如果你把每个举动或政治上有危害性的把戏分别
来看的话。但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将它们的内客与其意识形态颠覆目的结合
起来，那么每一个这样的行动都会给我们带来危害。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在这方
面根本没有权利容许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失误，因为在政治领域，任何类型的意识形
态颠覆活动的目的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制度相敌对的反动势力，
即建立地下组织，鼓动采取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斗争形式，说到底就是为推翻社会
主义创造条件。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明，与苏联对立的持不同
政见者的背后有“意识形态颠覆的主要组织者——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部门和颠覆
活动主管部门。对他们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和无情的。”在苏联境内，
克格勃五局展开的“1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明，镇压是有作用的：契卡人员
已经知道要把那些不良的敌对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去年镇压
的15580 人当中，只有107 人再度进行了敌对活动。
到了1980年，即便是萨哈罗夫也不再是碰不得的人物了。l 月22日，他在坐车
去科学院的途中被捕。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后，他被告知他和他妻子将被流放到高
尔基市——一个不对西方人开放的城市：“不许你越出高尔基市范围以外。你们将
受到监视，禁止你们会见或接触外国人或犯罪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五
局在高尔基市组织了一系列现场会，同时还通过当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
传，目的就在于让萨哈罗夫和邦纳两人在他们的整个流放生涯中始终处于一种被贬
的低贱地位。但是让克格勃感到难堪的是，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后，很快
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与此事没有联系的社会动荡，他们担心这一情况会被西方知道。
5 月月p 里一家汽车制造厂发生了罢工。9 月和10月，在连续发生了四起谋杀案后，
整个高尔基市谣言四起，说什么其实每天都有凶杀案发生，只不过官方没有公开罢
了。
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学校暂停了一些课程，工厂取消了夜班。当局收到大量
来信，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让中心欣慰的是，高尔基市的动乱并未被西方注意到
就过去了。
80年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似乎进人了自其60年代出现以来的最低潮。持不
同政见者领袖大多被送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而那些仍能自由活动的人则被克格勃
严密监视着。地下出版物也所剩无几。然而，80年代后半期，令持不同政见者们惊
奇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反社会主义分子‘变成了”改表’的先驱。促
成这个转变的首要人物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我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将萨
哈罗夫院士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然而从他任苏联领导人第
一年里的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1985年8 月29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收到了“一位萨哈罗夫先生
的来信，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不会不熟悉。他请求我们允许让他的妻子邦纳去国外治
病并探亲。”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汇报说萨哈罗夫的健康状况也不好：
“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地位，而且最近我们也没有听到关于
他的任何新动向。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允许邦纳去国外待三个月。”切布里科
夫似乎对克格勃在过去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为邦纳所炮制的宣传形象信以为真：“我
们不要忘了萨哈罗夫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邦纳的影响……她对他有着百分之百
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打趣地说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给你带来的东西”。
切布里科夫接着又说，邦纳离开后，萨哈罗夫或许还可以与我们达成某种形式
的妥协。虽然没有向政治局汇报，但是切布里科夫无疑已从克格勃的监视报告里了
解到萨哈罗夫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表示欢迎，他评论道：“这是我们国家的
幸运。
我们有了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顾问班子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秘密地
要求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两位官员——安德烈。格拉乔夫和尼古拉。希什林——准
备一个可以说服政治局取消流放萨哈罗夫的理由。据格拉乔夫说，戈尔巴乔夫和亚
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都已经认识到，只要萨哈罗夫被继续流放，民主改革和东西方
关系正常化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是从雅科夫列夫强调此事要避免引起克格勃注意时
的“诡秘语气，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很棘手”。格拉乔夫和希什林不得不精心策划了
一个秘密行动，甚至在索取萨哈罗夫作品的复印件时也未能让切布里科夫意识到他
们的自的。1986年12月l 日，戈尔巴乔夫终，认定时机已经成熟，便将萨哈罗夫问
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了，并赢得了政治局的同意——结束对萨哈罗夫的流放。
12月15日，在一名克格勃军官的陪同下，两名电工来到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的住所，
安装了一部电话。第二天早上10点，萨哈罗夫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电话。“您和邦
纳可以一起回莫斯科了，”戈尔巴乔夫对他说，“在莫斯科为你准备了一套住房…
…
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
戈尔巴乔夫说这番话时，尽管他可能会想到萨哈罗夫在科学院的工作，但他的
着重点显然在于向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在于改变苏联这个“万马齐哈的国家”。
这个用语是一个半世纪前访问沙皇俄国的一个法国人马奎斯。德屈斯蒂纳对这
个国家的描述。德屈斯蒂纳有一段著名的预言：国家只能沉默一段时间——迟早会
出现人们开口辨论的日子……一旦这些沉默的人们的言论自由得到恢复，那么他们
所爆发出的争论的声音会让世界震惊，怀疑这是否又回到了巴列塔时期（见圣经创
世纪第十一章中的神话故事——译者注）的大混乱。
“辩论的日子”终于在俄罗斯出现了，1989年5 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开幕了，到会的代表是自1917年以来首次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后来承
认，在所有竞选出来的代表中，萨哈罗夫“无疑是最突出的人物”。但在那时，戈
尔巴乔夫对萨哈罗夫却是怀着一种既恼火又崇敬的心情。萨哈罗夫要求大会废除一
党专政，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并确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如果我们以
前能多听一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后来说，
“我们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并不准备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萨哈罗夫抱怨说，戈尔巴乔夫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官僚体制的领袖，还是‘
改革’的领袖”。当发行量很大的周刊《论据与事实》报道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萨
哈罗夫是现今苏联国内遥遥领先于他人的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后，戈尔巴乔夫简直气
急败坏，甚至威胁要将那个编辑解职。萨哈罗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在1989年
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度紧张。萨哈罗夫试图将成千上万封呼吁结束
国家一党专政的电报展示给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予理睬。几天之后，
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成员站
在这位曾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人的敞开的棺枢前默哀了几分钟。
不可否认的是，萨哈罗夫的瘁死要部分地归咎于以前对他与邦纳的迫害而对他
造成的折磨，以及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
极权制度害死的，”民主派记者维塔利。克罗蒂奇这样说道：“令我欣慰的是，在
萨哈罗夫去世前，他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1990年，一封20年前由萨哈罗夫
和另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写给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长信（以前只能
在地下刊物上见到）被从苏共中央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并首次公开发表。自从戈尔巴
乔夫当上了总书记后，曾出现于70年代的“颠覆性”呼吁几乎每件都被提上政治日
程并得以实施。与此同时，1974年被禁止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的索尔仁尼琴
的著作也变成了畅销书。
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
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问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
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
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
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
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
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