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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失踪的时候，诱捕谢多夫的行动刚刚展开。本来在布洛涅港租用了一艘渔
船，打算在回苏联的路上，先用此船运他一段。但是，由于米勒的失踪引起了法国
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怀疑和愤怒，这个计划不得不被放弃了。几个月后，谢
多夫以与米勒完全不同的形式结束了他的生命。1938年2月8日，谢多夫因急性阑尾
炎住进了医院。“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以避免内务人民委员会监视为由，说服
了谢多夫不去法国医院，而到一家俄国移民开设的小诊所里做手术。对于苏联来说，
对这家小诊所进行渗透是再容易不过了。后来茨博罗夫斯基承认，叫了救护车后，
他就通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为了所谓的安全原因，他拒绝告诉法国的托派人士们
这家小诊所的具体位置。谢多夫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看起来他恢复得不错；但就
在这时，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连他的医生都觉得纳闷。虽然医生们不停地为他输血，
2月16日，谢多夫还是因承受不了剧痛而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2岁。档案里并没有发
现内务人民委员会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证据。但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中有一个先进
的医学部门卡莫拉，它试验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而且完全能够对谢多夫下毒。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想除掉谢多夫，正像它计划要除掉托洛茨基和他的其他主要追
随者们一样。但是谁也说不清楚，1938年2月，谢多夫是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谋杀的，
还是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下手之前，正常死亡的。
谢多夫的死亡使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托派组织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茨博罗夫斯基
成为了《反对派简报》的发行人，并负责托洛茨基与其欧洲重要支持者的联络工作。
在谨慎地挑拨托洛茨基不同派系间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茨博罗夫斯基成功地隐藏着
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次，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简报》上准备刊登一篇
题为“托洛茨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文章。文章将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墨西哥的活
动进行揭露。1938年夏天，已经叛逃到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给托洛茨基写了
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他说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巴黎的一名特工正威胁着他的生
命。奥尔洛夫不知道这个特工的姓，只知道他叫马克（“伊蒂安”·茨博罗夫斯基
的真名），并详细地描述了此人的相貌和背景情况。然而托洛茨基认为这封信和其
他一些类似的信件一样，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耍的花招。茨博罗夫斯基也同意他的
看法。当得知有人指证他的时候，茨博罗夫斯基的反应是报以“开怀地一声大笑”。
谢多夫死后，德国人鲁道夫·克莱蒙特就成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欧洲的下一个
暗杀目标。他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书记，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定于下半年召开。
1938年7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克莱蒙特从他的家中诱骗了出去。几星期后，一
具无头尸体被冲上塞纳河的岸边，经辨认，死者就是克莱蒙特。9月份召开的第四国
际成立大会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大会。只有来自门个国家的托派团体的ZI名代表出席
这次大会。俄罗斯支部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被消灭了，只好让茨博罗夫斯基作为代表
出席了会议。美国的托派分子大会的翻译之…西尔维亚·安格洛夫在她的
西班牙情夫雷蒙·梅尔卡德的陪同下参加了这次大会。梅尔卡德是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一名特工，他的掩护身份是比利时记者。据档案记载，他就是后来在墨西哥
城暗杀托洛茨基的凶手。
到了1938年，谢列布朗斯基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成了苏联对外情报活动中最大
的一个部门，它在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德国、
拉脱维亚、爱莎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等十六个
国家里安插了212名特工。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以外，在国外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成了
大恐怖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外追杀的重点对象，据认为，在这个群体里存
在着为数众多的“人民公敌”。在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关于指控他们的同事是帝国主
义间谍和审判他们的报告的时候，驻外国的情报官员不仅说话要小心，而且还要注
意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对莫斯科来的报告中所述的根本不存在的阴谋，你
如果不表示足够的、看得见的、发自内心的义愤，就可能被汇报给中心；如果是这
样的话，那么后果将是致命的。
1936年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曾经是列宁的助手的一些“堕落分
子”进行审判后，中心收到了巴黎情报站反映其军事情报官员阿布拉姆·米罗诺维
奇·阿尔巴姆（代号别洛夫）未能对这些人表示出令人满意的愤慨情绪的汇报。该
汇报非常气愤地指出：
别洛夫未能对这些政治流氓表示出憎恨和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关于对托洛茨基
一季诺维也夫集团进行的审判的讨论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别洛夫希望这十
六个被定了罪的人能够得到同情，当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他们被执行枪决时，他还
吸了口气。
这口气不仅使他自己，而且使他的一些同事和他一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他的材料中涉及到的十三名与他熟识的人因此而被捕，其中至少有一些，或者说大
多数都被枪毙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利沃芙娜为了挽救自己而背叛了他。“对于一
名诚实的共产党员来说，”她在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信中愤慨地写道，“最可怕的
发现莫过于认识到他也是人民公敌当中的一分子。”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些能够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些道德败坏
的家伙。那些越快给自己的同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人，就越有机会成为少数幸存
者之一。大恐怖时代初期担任驻柏林大使的雅科夫·苏里茨是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
高级外交官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谴责别人。为了
避免使馆里负责情报站工作的B．M．戈登对他发难，苏里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在大恐怖刚开始的时候，苏里茨就设法引起了中心对与戈登交往甚密的一位外交官
员的注意，称这位官员曾经是社会革命党的党员，而且经常去探望在布拉格的亲戚，
‘用p里还居住着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的成员”。1937年1月，对“托洛茨基一季诺
维也夫恐怖分子集团”的公开审判结束后，苏里茨向中心提供了戈登同情托洛茨基
的证据：
2月2日，驻柏林大使馆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会上，负责情报站工作并兼任
党组织委员的戈登，传达了关于对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审判的报告。
关于这群政治流氓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行动计划的事实，戈登只字未提；他也没
有说明，为什么这些社会的渣滓要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工人同志隐瞒这个计划；为什
么他们要过双面生活；为什么要从事地下活动。
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敌人的破坏活动能够持续这么多年。
他也没有谈到，为什么尽管存在着敌人制造的灾难、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
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运输仍然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发展。
他更没有解释这次审判的国际意义。
然而，就在苏里茨攻击戈登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院也着了火。他的
一位秘书正在向中心汇报他的不是：
这些天，在苏里茨同志的办公室里挂着布哈林的照片，上面还写着：‘谨以深
情挚爱，送给我的老朋友，亲爱的苏里茨同志布哈林。’我故意没有把它取下
来，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面对着它；只是我不想再面对上一次我取下叶努基泽的照片
时苏里茨同志的白眼。
我等着他自己把它取下来，因为布哈林已经成了我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
即使以前他真的是他的朋友，那么他现在也应该认定他是敌人了。他应该马上把照
片丢进火里烧掉。
我认为，向您汇报这些情况是一名党员的责任。自斯大林宪法（1936年）实施
后，它赋予了我们很大的权利和责任，要求我们遵守纪律、诚实工作和提高警惕，
因此我不能对上述事实保持沉默。
1937年至1938年，由于绝大多数官员被召回和处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许多情
报站都停止了工作。虽然设立在伦敦、柏林、维也纳和东京的情报站没有关闭，但
每个情报站里也只剩下一名，最多两名情报官员。绝大多数大特工都遭了殃。第一
个被中心盯上的对象是内务人民委员会里最成功的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他的宗
教背景和他对使用恐怖手段的反感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1937年6月，带着理想主
义的宿命论，他接受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我知道曾经当过牧师的经历使我根本
不可能有机会，”他对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但是我之所以决定要回去是因为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说：‘那个牧师可能真的是德国间谍。”’一回到莫斯科，他就
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受到了审判；几个月后，他被枪毙了。驻意大利情报站站长
（也是杜坎的指导员）莫伊谢伊·阿克塞尔罗德也被召回莫斯科。这位十年来曾经
提供了大量关于英国情报的间谍，在度过了短暂的狱中生活后，也以“人民公敌”
的罪名被枪毙了。
在大恐怖时代的中期，作为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混血儿，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
不守正统的阿诺德·多伊奇自然引起了中心的怀疑。在马利、阿克塞尔罗德及其他
特工相继被召回之后，他肯定担心自己在不久以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为了使自
己的护照获得延期，他经常与一位居住在伯明翰的亲戚奥斯卡·多伊奇联系。奥斯
卡是当地犹太人教堂的主持人，也是剧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