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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975年，贝林格成为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言人。意大利共产党与
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一道发表了实质相当于“欧洲共产主义宣言的声明，摆脱了苏
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要求通过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议会道路来实现多党制的社会
主义。
1975年12月12日，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内一名克格勃内线在与雷若夫会见时，
指责贝林格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可耻地背叛了列宁主义”，并越来越敌视苏联。
他呼吁苏联共产党发表公开声明，批判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
党的分裂，但这是挽回局面的唯一办法。”这个内线还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准备
破坏计划将于1976年夏天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代表大会，企图把大会变成他
们修正主义的论坛。
在东柏林大会筹备期间，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共产主义者发出了一系列几乎毫无
遮掩的公开警告，让他们不要乱来。然而，贝林格没有被吓倒。在6 月进行的意大
利大选中，他发表了被莫斯科视为最不能容忍的演说。贝林格宣称，意大利的北约
成员资格总的来说是一个优势：“它能够确保我们实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社会主义，
具体地说，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多元性的社会主义。”克里姆林宫用一封措辞严
厉的密函向贝林格提出抗议。但是对绝大多数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的成员来说，更
有意义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了34。5％的选票这一事实（自1972年以来上
升了7 点3 个百分点）。6 月29至30日在东柏林召开的欧洲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发
表了一个空洞的联合公报，呼吁保持“国际主义团结”。但这样一个公报很难掩盖
苏联共产党与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贝林格和其他主要的“离经叛道者”在
大会上的发言指出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他们
的发言经过审查删改后才被《真理报》刊登出来。
1976年12月，克里姆林宫忠实的传声筒、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谴
责欧洲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意识形态领域颠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重要手段。克里姆林宫对贝林格的直接的正面攻击由于贝林格的巨大声望而收效甚
微。无奈，安德罗波夫只好指示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用“积极措施”来低毁
贝林格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国外情报局在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中称，贝林格在撒了岛有一片土地，并与一项价值数百亿里拉的可疑建筑合同有牵
连。
引人注意的是，莫斯科一方面希望通过透露贝林格有腐败行为的证据来动摇他
的地位，一方面又继续给意大利共产党提供经费。1976年援助意大利共产党的经费
共达650 万美元。但据克格勃档案记录，在罗马移交经费的“行动环境”比以前恶
劣了。新上任的情报站站长鲍里斯。索洛马京（此前在纽约工作）1976年指出，在
大使馆进行经费移交是非常不安全的。索洛马京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部
门负责人圭多。卡佩洛尼（代号阿尔贝托）一致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星期日早上
在罗马市郊事先安排好的、并经情报站和意大利共产党预先仔细检查过的地方进行
经费的交接。意大利共产党员会严密监视取钱的这位“朋友”的行车路线；拿到钱
后，他会把钱转移到另一辆车上，再由这辆车把经费移交给党的一个秘密办事处。
尽管敌视贝林格和欧洲共产主义，苏联政治局仍然继续允许克格勃对精心挑选
出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进行从事地下活动方面的培训。例如，1979年，意大利共产
党挑选出3 名党员赴莫斯科接受国外情报局S （特工）局的训练，分别学习电台和
密码操作、伪装术和伪造文件的技巧。
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与苏联集团国家中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不都是公开的。
70年代后期，最严重的暗中的分歧表现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向西方恐怖
组织提供援助这个问题上。用已故非共产党员的东德内务部长彼得一米夏埃尔。迪
斯特尔的话来说，民主德国是“恐怖分子的天堂”。而这时最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
人担忧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对意大利红色旅的支持。1978年3 月16日，
他们的担心应验了。这一天，红色旅的人在罗马市中心袭击了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
尔多。
莫罗的汽车，莫罗的司机和警卫被枪杀，而莫罗本人被绑架到另一部准备好的
车子里。在以后的54天中，莫罗被关在一个秘密地点，而政府却在是否应与红色旅
进行谈判以解救人质的选择中倍受煎熬。
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在公开的场合仍然坚持绝不与恐怖分子做交易，但私
下里，也非常担心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支持红色旅的消息会泄露出去。
主席团的发言人阿图罗。科隆比对捷克斯洛伐克驻罗马大使弗拉基米尔。考茨
基抱怨说，当意大利共产党访问布拉格的代表团提出关于捷方支持红色旅一事时，
他们被搪塞过去了。代表团的成员认为，一些红色旅的成员曾被邀请到捷克斯洛伐
克。
1978年5 月4 日，阿门多拉警告考茨基说，一旦绑架莫罗的人被抓到并受到审
判，那么捷克支持红色旅的事就会“水落石出”。这一次，苏联大使雷若夫与意大
利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他告诉考茨基：“他已经就与红色旅的关系一事向捷克斯洛
伐克代表发出了警告，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雷若夫相信捷克安全与，情报局驻
罗马情报站仍然与红色旅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你们可能会（从红色旅）得到一点
点好处，“
他对考茨基说，“但你们所造成的损害却比所得到的好处要多一百倍。”
意大利未能及时找到莫罗被关押的地点。1978年5 月9 日，莫罗被绑架者杀害，
尸体被遗弃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总部之间的一辆汽车
的后箱里。对莫罗的遇刺，人们无比哀伤，并对此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令主席
团着实松了一口气的是，没有人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与红色旅之间的关
系。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警方展开了搜捕恐怖分子电台的行动，这使意大利共
产党领导越来越担心他们自己的电台可能被发现。1981年6 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
通知苏联驻罗马情报站，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八年前克格勃帮助他们建立的三个
秘密电台已经被销毁了。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两年后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的行动彻底撕碎了莫斯
科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和谐的外衣。在1982年1 月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一次会议上，只有一位克格勃的主要联系人对谴责苏联干涉波兰事务的议案投了
反对票。贝林格声明，十月革命“已耗尽了它的推动力”，言下之意也就是苏联共
产党已经丢掉了自己的革命信仰。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号召西欧左派力量共同努力，
在苏联集团成员国中促进“民主的复兴”。《真理报》谴责意大利共产党的声明是
“对苏联的大肆亵读”。之后就出现了意大利人所谓的破裂——意大利共产党与苏
联共产党之间短暂的、但引起了巨大争论的决裂。
在激烈的辩论当中，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只有阿尔曼多。科苏塔这个强
硬派人物站在莫斯科一边。10年后苏联解体了。人们发现，在80年代苏联给予意大
利共产党的资助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据一位评论家称：“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只
要苏联提供给意大利的资金经过科苏塔的手，那么这笔钱就会被他用来资助一家并
不成功的亲苏报纸《国家晚报》或用做他反对其他领导人的活动费用”。最后的记
录显示，1985年苏联向意大利提供了70万美元，1986年为60万美元，1987年为63万
美元。这些经费全部作为对“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健康力量”（苏联共产党国际部和
克格勃认为的，但很可能戈尔巴乔夫不这么看）的“物质援助”，而所谓“健康力
量”主要就是科苏塔和《国家晚报》。
除贝林格外，莫斯科最不信任的欧洲共产主义分子要算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
地亚哥。卡里略。在卡里略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就已经表现出了领导者的潜
质。1936年，年仅19岁的卡里略发起了一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大联合，
他自己当上了这个组织的主席。而当时，他还被他的反对者们嘲笑为“戴着眼镜的
蚕蛹”。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著名特工，专门从事破坏和
暗杀活动的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他还让约瑟夫。格里古
列维奇当他儿子的“教父”。1939年，弗朗哥在西班牙获胜后，卡里略来到莫斯科
避难。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卡里略给他父亲写了一封极端狂
热的、自以为是的信，谴责他父亲说：“一名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叛徒之间不可能存
在任何关系”。后来，他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如果说在苏联存在对斯大林的
任何恐惧的话，我倒没有看见。许多年以来，只有少数人知道发生过审判和清洗这
回事。”
然而，1959年；成为流亡国外的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后，卡里略逐渐接受
了欧洲共产主义思想。1968年，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谴责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
克的干涉，党内主要的亲苏分子阿古斯丁。戈麦斯、爱德华多。加西亚和恩里克。
里斯特将军分别在1969至1970年间被开除出党。1975年7 月，西班牙共产党和
意大利共产党联合“郑重声明，我们以和平与自由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的构想表达
的不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