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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短短7年历史的中国基金业，总是在好运与厄运中震荡轮回。
被外资及分析人士数次用以佐证中国基金市场潜力的是这样两组数字：
一是居民存款与投资的比例。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已超过10万亿元，城乡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存入银行储蓄的比例为84。5％，只有15％左右用于投资，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美国居民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只占23。6％、英国21。5％、德国37％。
二是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截至2004年10月，基金的总规模已经接近3 000亿，而股市市值仍有4万亿，即使加上券商、保险资金，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机构投资者比例仍有增加的潜力。以美国为例，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量的80％和纳斯达克市场交易量的60％来自机构投资者。
对比中国的情况，作为机构投资者主力军的基金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是可以遐想的。
湘财荷银挂牌不到两年已经实现盈利，这比起很多行业来说，盈利周期相当短暂，例如投资一家寿险公司，盈利周期为8年左右。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海通证券和比利时富通集团共同成立的海富通基金公司的业绩更是一度让富通基金喜笑颜开。2004年，海富通收益增长基金的首发数量达到131亿，令业内人士都大吃一惊。如果按照1．5％管理费率计算，海富通一年的收入接近2亿，已经超过了1998年年初就设立的一些老基金公司。
“外资纷纷进入是否一定就会赚到钱，我不想做评论。但是海富通2004年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长远来看，基金公司背后的背景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公司的治理和品牌。”林伟萌说。
2003年基金业出乎意料地景气，令2004年初的各类基金快卖疯了，在东莞，因为银行资金转账不方便，许多人都是在这个银行取款后，转身背着一大麻袋钱到另一个银行排队买基金。但是随着股市持续低迷，基金业在2005年的发行就急转直下，甚至行业利润被整体摊薄的情况已经出现，基金公司越来越多，而市场大势不佳，行业正在走向微利时代。
国内基金业的行业利润来自管理费，而管理费和基金业绩并不挂钩，只和规模有关，一家基金公司的盈亏平衡点为5 000万元管理费。但是最近，一向不论业绩如何，旱涝保收的基金管理费开始被撼动。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海富通收益增长基金和天治财富增长基金发行时，分别在相关发行文件中承诺，如果单位资产净值低于价值底线，基金管理人将从下一日开始暂停收取管理费，直至单位资产净值不低于价值底线。尽管管理层并无近期对基金管理费模式进行改革的意向，然而从行业发展来看，放开管理费率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基金合资外方进入的成本显然也在加大。
2003年、2004年，湘财荷银、招商基金为首的合资基金公司问世，随后海富通、国联安等合资基金公司如雨后春笋。其中，湘财荷银采取了存量股权转让的方式，其他的公司大都采取了共同新设公司的模式——进入成本较低、谈判简洁，这是彼时外资进入的首选模式。
跨国公司的烦恼合资基金：鲜花还是陷阱（3）
林伟萌评价湘财证券和荷兰银行的合资非常中肯，“湘财证券作为一家本土的、介于大中型之间的券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生存发展，要付出很大代价，而合资可以带来很多变化，在当时的买方市场，合资是新鲜和易于被接受的，把湘财合丰这样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基金公司打造成湘财荷银，湘财证券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湘财荷银当时的买方市场今天已经不可再现。合资基金公司已经多到记不住名字，新设一家没什么名气的合资基金公司未必就能在买方市场上吸引到足够的眼球。营销的成本被迫增加。
外资机构参股基金公司开始采取受让股权或定向增资扩股参股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2004年，38家基金公司中，盈利的21家，亏损和保本状态的基金公司的股东已经萌生退意，但他们还是向急于进场者报出高价。就在2005年，嘉实基金与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联手，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将先持有嘉实19。5％股份，并具有增持股份达到目前政策所允许上限（49％）的优先权。合资相当低调，股权价格并没有对外界披露。不过业内人士说，这样实力型的基金公司的股权早已经溢价了，一些分析师估计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为嘉实基金的股份支付了高达账面价值7倍的价格，收购资金可能在2 200万美元。而瑞士银行为了收购亏损的中融基金49％的股权估计支付了1 700万美元。
中国监管机构近期开始批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尤其引人注目。此举预计将加大现有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压力，包括中外合资公司和本土证券公司。“当竞争加剧后，处于边缘的公司将被排挤出局，”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负责人蔡秉华说，“很多人将发现他们正和最大的分销商展开竞争。”
当然，“资本市场不会永远如此严酷，而一旦QDII放行，这些合资基金公司的潜力会非常大。”国泰君安证券基金分析师陆晓栋说。
跨国公司的烦恼花旗中国迷雾（1）
没有人怀疑这家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对于中国市场的雄心，但就是在众目睽睽下，它却一再受挫，现在也许是其重思整个中国战略的时候了。
上任两年多的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可能是花旗集团历史上前往中国次数最多的CEO了。如果说2004年他先后6次来到中国，还只是对其最重要的新兴市场进行工作视察的话，那么2005年上半年，他3次来到中国，就完全是为了挽狂澜于即倒：花旗银行丧失了注资建设银行的机会，同时还可能被对手抢走建行上市的承销权。
但是在全球金融界视线聚焦的时刻，普林斯没能挽救回花旗与建行原本看起来几乎水到渠成的合作。
很难揣测普林斯彼时的心情。2005年6月，其竞争对手——建行新的伙伴——美洲银行作为中国国有银行首家战略投资者亮相，而它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汇丰银行参股的交通银行正在以中国银行业海外第一股的角色全球路演，原汇丰银行中国区总裁叶迪奇此刻已坐在交行副总裁的大班椅上。
事实上，花旗中国的郁闷不仅于此。相比之下，头号对手汇丰控股在很多领域都跑得更快，在参股银行、保险、基金等多家金融机构之后，汇丰已经成为在中国金融业投资最多的外资机构。而以全能银行闻名全球的花旗在中国的网点只有汇丰的一半，金融业投资则只持浦发银行4。62％的股份。被寄予厚望的花旗浦发卡也由于年费昂贵并没有激发公众的广泛兴趣，直到2005年6月，才推广到包括北京在内的10大城市。
眼下也许正是花旗中国最饱受非议的时刻，自2004年6月以来，这家跨国金融巨头已经不得不两次大规模调整其中国区高层班底。新任花旗集团中国区CEO施瑞德（Richard Stanley）表示：“我们在诸多领域都进行了积极的拓展。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会考虑收购战略，但是要在恰当时候和恰当的地点，并要对包括中国消费者、中国企业和中国银行业在内的各个方面有利。”
但麻烦在于，眼下整个花旗集团也在普林斯的主导下重新调整战略。“花旗最大的问题是花旗的定位出现了摇摆，花旗找不到自己的卖点了。以前，花旗是全息视角的金融超市，现在花旗的资产管理业务剥离给Legg Mason，保险业务卖给大都会人寿了，现在再说自己是金融超市就变味了，我们也不知道花旗是花旗银行还是花旗集团了。”花旗中国的一位高层充满感伤和困惑地说。花旗中国的新战略究竟何时出炉还是一个问号。
几年前，曾有记者问花旗董事长桑迪·威尔（Sandy Wiell）对于花旗在中国业务发展速度的期望有多快，他的回答是：“未来5年，我期望的增长速度是我们中国区行长预期值的2倍。”
一个假设：如果花旗没有开掉其前任中国投行领袖任克英，建行这个大单会拱手让人吗？
被业界誉为投行奇女子的任克英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其高官亲属的特殊背景使其得以维系一个庞大的资源网络，而其个人坚定而极富进攻性的性格、不怕辛苦的工作态度，让她几乎凭借一已之力抢下了中国人寿、中国网通、中国建设银行以及民生银行4笔业内瞩目的大单。而任克英旋一离职，据Bloomberg提供数据显示，花旗集团在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的股票销售额排名就由2003年的第四名跌落至2004年的第八名。2005年以来，除了远在香港的亚洲区主席梁伯韬伸长手臂拿到中煤的单子以外，花旗几无可陈之处，反而还把任克英当年辛苦抢得的建行项目丢掉了。
没有人知道这一事件中任克英的继任者孙玮所承受的内心压力。尽管普林斯一个多月内两度飞抵北京试图挽救这一交易，花旗最后仍只能看着建行与其竞争对手美洲银行亲密握手，而此前花旗环球金融的员工已经为了这一项目辛苦工作了15个月。建行海外上市融资额高达50亿美元——按业内通行的3％～7％的佣金标准，承销佣金将超过1．5亿美元，花旗至少丧失了8 700万美元的收入。与建行合作的破裂还将直接影响到花旗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而花旗和建行合作的基础是，花旗以10亿美元购买建行5％的股权，从而也获得建行承销商的身份。这一合作消息的传出是在2004年1月，当时很多投行为之扼腕。在此前的一番激烈争夺中，摩根大通甚至专门请来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