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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非每个细节都很完美。事实上，正式书展前一个月的中德研讨会，中国政府被推向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研讨会的组织者，既邀请了中国官方的作家代表团，还邀请了一些独立中国作家、学者，其中两位是著名的异议作家戴晴与贝岭，他们因为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而受牵连。由于北京的压力，德国组织者又退回了对两位的邀请，德国媒体随即一片声讨——书展组织者迫于政治压力，而压制言论自由。这是一个敏感年份，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天安门悲剧二十年，它们都很容易为其赋予象征意义。就像书展的一位组织者慌乱中所说的，他们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组织者再次改变态度，两位异议作家最终出场。但在研讨会上，因为不满德国媒体对两位异议作家的过度热衷，官方代表团的作家们又集体退场，在德方组织者的反复道歉之下，他们又回到会场。
现场的细节已难还原，但邀请、撤消邀请、出场、退场，几个回合最终让这场书展前最重要的研讨会变成了一场闹剧。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不仅要输出玩具、冰箱、服装、文化，还要输出审查制度。这也并非第一次，在二OO四年的巴黎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试图说服法国人不要邀请高行健，尽管后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写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而且加入了法国国籍。中国官员们似乎既不认为他给中国带来了荣誉，又多少觉得他仍属于中国的管辖。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场闹剧意味着中国政府仍固守一个极权体制思维，一些德国评论者把中国与二十多年前的东德相提评论。它更像是低效与僵化的反应机制。它有极权的外衣与腔调，却不复昔日极端的冷酷与强硬。戴晴还是顺利出境，并发表演讲，历史学家秦晖的会场见闻则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明确表态，他们不希望什么人参加，也没人说的清中国政府到底是谁，它是新闻出版署、作家协会、宣传部还是某个更庞大、暧昧不清的力量。它像是一台无人驾驶的机器，因为没有来自中枢的明确指令，所以每个部门都在发出指令，或仅仅下意识地传递另一个部门的指令，这些指令总是遵循着既有思维，这个政党和政权在它最强大和富有朝气的时候，创造了一套组织文化，它的影响绵延至今。当有人发现指令错误或前后矛盾时，又没有任何力量准备纠正。
最初争端的制造者，不是具体的国家部门，而是一张报纸。《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于1993年创办。如今想来，这像是个充满反讽的隐喻，《环球时报》缺乏“全球”意识，它是狭隘的民族情绪的管道。而它们也象征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戏剧性的转变。共产主义信念经由1989年的风波而彻底破产，用什么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随之兴起，《环球时报》既是这股情绪重要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或许在外观与内容上，这两份报纸都相去甚远，但在精神内涵上却保持着某种惊人的一致。它们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人民日报》有正确的导向，而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不断传达这样一种态度，中国是受困与受挫的，中国的崛起不断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挠。在9月11日中德研讨会召开的当天，《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显露出它的标准方式：《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不速”、“严词拒绝”、“恶毒”，这些词汇生硬、干涩，满含强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阅二十年前《人民日报》，其中也布满了类似的词汇。它们都隐藏着这样的意味——世界是由尖锐的矛盾构成，不存在相互理解与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种力量战胜一种力量。倘若你从文革的大字报前跳跃到这个标题前，你感受得到历史的连续性，一种幽灵从未死亡，它借尸还魂。这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而是一个迅速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但在一些方面，它却固守昔日的偏执，并准备将这种偏执扩大到更广泛的世界。文章中的引述加剧了这种印象，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听起来，它像是又一次的“东风压倒西风”。
这篇报道被视作中国官方的强硬声明。但是，没人能说《环球时报》或者赵俊杰代表了政府的立场。报纸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贯的角度，它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动者。这种煽动已经受到了官方与市场的双重肯定。这种气氛影响到每一位记者与编辑，这是他们在遭遇到类似事件时的本能反应。它们和所谓的官方立场，达成了某种默契。主办者《人民日报》给予它们某种受保护的身份，但他们实际操作又迎合了公众的情绪。这双重的胜利，经常让他们对自己的编辑原则坚信不移。他们认为自己是公众的声音，他们帮助中国公众更多的了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和阴谋。
不过，这一切最终过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书展正式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发表演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曾是同一种体制的受害者。默克尔成长的民主德国，毫无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监视之下。而习近平则目睹的父亲被打倒，自己下放乡村。
但是在来到1989年的历史分水岭，同样的体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民主德国消失了，默克尔曾经生活的体制被揭露、被诅咒。而中国的体制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二十年之后似乎变得更强大了。曾经被流放的共和国缔造者们的后代，又成为了新的掌权人。这个体制昔日的痛处被掩盖和遗忘了，在获得权力之后，人们转而去巩固这个体制。
伴随着习近平到来的，除去庞大的代表团，还有几项指标。中国是第三大经济体、并很可能在年底成为第二，它也是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它的书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新闻自由的排名上，则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后，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一百六十八位）。当谈论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时，中国与美国、欧盟相提并论，但是在涉及新闻自由时，却只能与老挝、古巴、缅甸、伊朗共同出现。这个极端的对比，塑造了中国此刻的精神空间，也注定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特性。
但是，排名又不说明全部问题。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会发现中国人享有的实际自由，要比这排名多得多。表达的空间，不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断生长和扩张的。它和被西方媒体所严格限定缺乏言论与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国，一种新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它嘈杂、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注定是自我娱乐式的。在这种新的精神空间背后，是一股更大的价值危机，这场危机扩展到作家、出版人，弥漫到每一个领域。你无法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政治上的压迫，它是一次人人参与的合谋，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是其首要的责任人……
“审查？什么审查？艺术家在中国享有极大的自由”，作家铁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对《明境周刊》记者说，“我们期待在法兰克福的自由交流。” 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大约有七千名成员，他们仍可以每月领取到津贴，尽管钱的数目仅仅是象征性的，但象征性却不意味着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谁依附谁。
铁凝的话像是对黄平的响应。这位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的前任主编在法兰克福说，他主持杂志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
这仅仅是拙劣的谎言，还是蕴涵着更多的东西？你可以为铁凝、黄平辩护——这只是被迫之举，他们当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了解中国现况，甚至私下也会对戴晴、贝岭这些异议作家心生理解，台面上发生的一切这仅仅是一种“表演”，他们在面对西方人的目光，他们要 “表演”自己对国家的支持。他们都是体制中人，在特定时刻，只能暂时放弃自我。这是中国的现有国情。
这是一套再熟悉不过的说词。此刻的中国，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脑袋”来为某种行为辩护。这个短语用得太熟练了，我怀疑终有一日，人们会觉得脑袋只是又一个屁股，我们的思维水准只能徒劳维持在腰部以下。
没人怀疑铁凝与黄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当你把此刻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欢这种比较。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工具，不用让自己局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教条中。在这个系统中，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在最幸运的时刻，是“灵魂的工程师”，在平庸的时刻只是一个齿轮或螺丝钉，无条件为这台巨大革命机器服务。他们的工作是纯粹功能性的，他们的作品自身没有价值，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唤醒大众，让大众选择特定的立场，参与特定的革命组织。这种使命曾经如此地富有诱惑力。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晕眩和绝望的转型之中。曾经，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特权阶层，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知识系统，生活在一种确定无疑的价值观中。突然之间，这套系统失效了。他们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