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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面对西方的焦虑感也减弱了。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曾经觉得一切理论、视角、技术，都是借自别人，我们只是模仿者。但现在，中国的规模和富有，给他们安慰。或许，我们从来与众不同，我们不需要追随别人，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方式。一场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再没有哪个艺术家有这样的表现机会。尽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领导提出的建议，但他们也给你调动资源的无限能力，审查、规模还有新技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
如果你是被国家与市场都选择的艺术家或是知识分子，你会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国家的赞助，国内市场、还有国际的赞扬，都是从前不能想象的。但获得越多，也更怕失去。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与学者的表现，表明一些根本的东西的确失去了。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真是国家主义的拥护者——人人愿意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立场与利益。“我假装工作，你假装付钱给我”，这是东欧国家在七十年代的流行说法。而现在的中国呢，很多人遵循着“我假装爱国，你要给我真正的好处”。人人都是交易者，立场、信念、思考、赞叹，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机。有人大谈国家的长治久安，却一心掘取利益；教授们把学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像争取商业项目一样对待研究课题；那些上街高喊爱国口号的年轻人，则很高兴他们有机会在公共场合公然表达的自己的情绪……除去短暂和具体的利益，人们其实什么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们有时拼命寻找一些更为辉煌和辽阔的东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只是这一连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环。一个交易者应充满了风险与成本意识，他不能直接而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顾后果去尝试、去想象、去刺穿，他们仰慕并畏惧强者，对弱者缺乏同情，他们过分灵活，什么都相信。这种精神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内核，这是我们想让世界了解的吗？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这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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