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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数月，杜诺万的属员又一次潜入弗朗哥的使馆，联邦调查局的几部汽车奉胡佛命令包围了楼房，拉响了警报器；战略局数名谍报人员被逮捕了。一个对美国在比利牛斯采取政治策略有重大意义的破译密码的计划破产了。
早上，狂怒的杜社诺万来到白宫。
胡沸被请来了，他流露出友好的神情说：“亲爱的比尔，假如我事先知道在使馆里的是您的人就好了！我想不到是战略局的伙伴们在那里执行任务！只要您说一句话，哪能出这么一件事！但您完全把自己忠实的老朋友胡佛给忘掉了……”
数月后，杜诺万让胡佛获悉了一次外交行动的内幕，而且随即战略局在国外发动了一次战役行动。此后“敌人”才重归于好。杜诺万这次行动的用意在于查清：当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并向德国国防军发起攻势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弗朗哥是否允许德军通过西班牙，让帝国打击进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腹部，切断其与非洲北部沿海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海上的任何支授，或者弗朗哥保持中立。显而易见，虽然弗朗哥一如既往，完全同情德国，但他面临着一个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如果允许德国国防军通过，他可能会失去独裁者的地位‘他的巍然大国就要沦为被占领的领土，尽管元首作过什么一个德国土兵也不会留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保证；他也明白，如果拒绝柏林，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博得伦敦的好感，就能迫使英国人和英园人停止抵制并承认他弗朗哥是西班牙民族利益唯一合法的代表。但帝国的各部门在继续施加压力，而且马德里认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强大。
因此，要预言佛朗哥最终将选择哪条道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事先预言其可能性却是应该做的事情。
杜诺万决定抢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决定不仅要弄清楚和他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而且还命令谍报人员强制佛朗哥采取有利于盟国的行动方针。
杜诺万打出了他惯用的“对抗”牌，将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员名义为“掩护”进驻马德里，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唐纳德·斯季尔，他立刻在马德里上层社会广泛结交，不厌其烦地向人表白，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曾在派驻俄国援助白军的美国远征军团中作过战。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关系后，格列戈里·托马斯取代了斯季尔的职务，他是一家香料联合组织的负责人之—。向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赠送礼品对他来说并不新鲜，香水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切的表现。在比利牛斯山那边没有什么比关切的表现更能使人珍视了。香水是打开那些情报拥有者、而且又能把认为必要的事情上报给弗朗哥的人士心灵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多乌恩斯在伦敦会见了西班牙共和目前总统涅格林，多乌恩斯说，如果弗朗哥追随轴心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西班牙外长召见了美国大使哈伊耶斯：“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正在我国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马德里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佛朗哥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西班牙的大门。”
弗朗哥由于害怕游击斗争，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帝国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向弗朗哥保证，派遣“共产党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共和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多乌恩斯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杜诺万及其下属的哈伊耶斯大使同“蛮子比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7”缪勒问，“卡纳里斯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施季里茨把卷宗还给缪勒，“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四二年吗？”
缪勒哼一声：“施季里茨，我是那种收集情报至死方休的人。”
舒伦堡也好，缪勒也好，或者纳粹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杜诺万的地位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欧洲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福所特·杜勒斯出任托马斯·杜威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红色威胁”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杜诺万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库普金斯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池，局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第六章 盖世太保在行动——（一）
柏林市中心遭到轰炸。在巴贝尔斯贝格上空没有飞机，所以街上的灯没熄火，尽管所有灯泡象平日一样昏暗。
“汉斯，请不要给我拿糖，”施李里茨说，“我喝加糖精的咖啡。”
汉斯从厨房探出头：“您可真瘦，博尔金先生，我的上司得留心每一块面包，他常饿着肚子走路。”
“印度的瑜珈认为，饥饿状态对人最有益处，”施季里茨说，“所以我们德国人生活在最有益处的条件下——几乎人人都挨饿。”
厨房里没有回音，汉斯绝不会对施季里茨的话做出反应——显然，他想起了缪勒的指示，注意到在不同场合如何行事。
“也可能是我草木皆兵7”施季里茨想，“这小位子也许真是来保护我？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装有毒虫的罐子，要弄清行为的逻辑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必须凭着自我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不能摆脱我的警卫去和报务员接头，那么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回到柏林又有什么意义？我向缪勒暗示我进行特殊游戏的可能性是对的，让他去想吧。从各种迹象看，缪勒对我的答复感到高兴，尽管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过话。”
咖啡味道很好，照上耳其方法煮的，施季里茨感兴趣地问：“咖啡煮得这么好，是谁教的？”
“分队长的儿子弗里茨。他是懂得很多事情的孩子，会讲英语、法语，整天埋头在书本里。煮地道的咖啡的方法就是他搞来的。不要放在炉子上，要与炉台有距离，还要注意起沫的时间。他说起来就象是个学者。”
“分队长的儿子现在在哪里？”
汉斯把果冻推到施季里茨面前：“这是我妈妈熬的，请吧，博尔金先生。”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想请您尝尝我们家的沙拉。我父亲用老法子做的，所以里面放了很多玫瑰配科。您看看，漂亮吧？”
“恩，是的。”施季里茨回答。他明白，这小伙子什么也不会说的。“很高兴尝到您家乡的沙拉。您是什么地方人？”
“马格德堡，博尔金先生。我家在公路的岔路口。您记得去汉诺威的那个转弯的地方，还是去汉堡的路标吗？一座漂亮的房子，年代很久了，有一个绿色的大塔楼……”
“我常在这条路上走，亲爱的汉斯，唉，我一时想不起来您家漂亮古老的建筑…也许是红色的瓦，房脊漆成了鲜肉桂色？”
“正是这样啊！看，您全都想起来了！”
“我有些想起来了。”施季里茨说．“如果不让您为难，请再给我来一杯咖啡。”
“当然可以，博尔金先生。”
“要不要过会儿再去？您的咖啡要冷了，您喝完，汉斯。”
“没关系，我喜欢喝凉的。分队长儿子教会我做‘咖啡爱司’，您吃过吗？”
“是在装凉咖啡的高脚杯里加上冰激凌球吗？”
“是的。”
“很好吃。我吃过。您喝过‘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吗？”
“没有，我连听也没听说过。”
“记得中世纪时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卡普勒僧侣吗？”
“我不喜欢神甫，他们都是叛逆，博尔金先生。”
“为什么是所有的呢？”
“因为他们空谈和平，而我们却要打仗，为了消灭布尔什维克和美国人。”
“总的来说您想得很对，也很好……来，我们还是说‘卡普勒僧侣’式咖啡吧——也就是在热咖啡中加冰激凌，然后就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巧克力泡。我担心，只有等胜利之后，我才能和您尝尝‘卡普勒僧侣’式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