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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也不曾说什么陈圆圆遣送宁远“已死”的话。
这实在是奇怪的事。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国榷》，是中华书局用张宗祥的校本排印的。张氏根据的则是蒋氏衍芬草堂、丁氏八千卷楼、四明卢氏抱经楼等几个旧抄本汇校写定。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足本。姚雪垠同志所据，不知是否更好的旧抄足本，不好贸然断定。在没有得到解释之前，我始终觉得这也是一件怪事。
姚雪垠同志说：“我在《论圆圆曲》的文章中，考证《圆圆》写作的时间，陈圆圆故事从开始出现到传奇化的过程，以及陈圆圆故事的本身矛盾，我的论点可能不够严密，但我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方法是科学的。希望反驳我的文章时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姚雪垠同志没有具体指出。他又说，“不管陈圆圆是否病死宁远，或随吴进关而死于昆明，我都不相信陈圆圆同大顺军有关系，也不相信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投降清朝。”也许“核心”在这里，但不知道可的确。
回忆我写那篇《陈圆圆》，最早的契机恰恰是因姚雪垠同志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而引起的。我曾举出过一些例证，说明姚雪垠同志对史料的运用，不能不使人怀疑颇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他先是有了一种见解，然后就去寻找能够证明这种见解的“史料”。包括错误百出的《甲申传信录》那样的书在内。看到“已死”两个字，就干脆而彻底地宣称陈圆圆在一切矛盾尚未展开之前就已死掉了。至于大量的有关陈圆圆的文献，好象是并不存在的。这方法自然简单而痛快，但却很难说是“严肃”与“科学”。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2）
姚雪垠同志在引用同一条史料、同一人的声述时，有时就出现了奇怪的只取一部分而抛弃另一部分的现象。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却并不声明。现在经过驳难，总算是有了一点解释。说过杨宛陈沅曾同时见系于刘宗敏的全谢山，被指为“得自辗转传闻，不应作为信史看待”。那么《甲申传信录》是作者亲身经历、亲自调查的报告书么？作者有没有在宁远看到死去的陈沅的尸体？为什么姚雪垠同志对这书要寄以如此的信任呢？“某一塘报稿”不被注意的“简单回答”是“我目前还认为那些史料不是确凿可靠的”。没有理由，只有结论。“塘报”是三百多年前的一种情况汇报的公文形式，是一种文献实物，不同于“传闻”，也不是因三百年后的讨论预制出来的证件。为什么不可靠？也许今后我们会听到更为充分的理由。
类似的情况决不是偶然的。甚至连并不艰深的吴梅村诗，也往往作了古怪的解释。我们决不应怀疑姚雪垠同志读诗的功力，但要注意他何以作出与众不同解释的原因。
总的情况似乎是如此的。三百多年前出现过大量的史料，其中有确凿无疑的“实录”，也有“传闻”，还有“文学创作”。姚雪垠同志就是用上述的种种方法，和这些白纸黑字的“史料”抬杠。九条“矛盾”，很少不是定为“不合情理”而引申出来的推论。这算不算是就历史科学说出了有价值的话呢？
照我简单的头脑看来，研究历史问题，结论应该从大量充分的史料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中获得，而不应该是先验的。有利、不利的史料都应受到重视，只有经过分析、研究才能决定取舍。“不相信”、“不认为”这一类充满主观色彩的词句出现在严肃的论文中是不合适的。判断一个人的治学态度与方法的惟一标准也只能是实践而不是宣言。
姚雪垠同志正面阐述的许多治史应取的态度与方法，看来都是非常正确、无可非议的。奇怪的是他在实践中又往往忘记了它们。
例如，姚雪垠同志曾在讨论李岩的问题时强调说明，“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是不行的。不过在谈到刘宗敏与陈圆圆的关系时，就把陈圆圆这个有名的女人看成是比硝镪水还要可怕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沾惹，不惜想尽一切办法为刘将军辩诬。但据野史所记，曾为刘宗敏所掠的还有名妓杨宛和美艳的国公家媳妇等一大批别的女人，姚雪垠同志就都置而不论了。这就是说，名气小或无名的女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掠取，但陈圆圆则不行。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出，在姚雪垠同志看来，女人中间是分着等级的。有的能旋转乾坤，有的就只能与草木同腐；有的“艳名”昭著，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不妨随意玩弄，有的就该“敬而远之”。总之，不只她们的“个人作用”天差地远；在同样受到污辱、迫害时，她们应得的同情也是有等差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呢？这和姚雪垠同志声明坚持的不相信吴三桂降清是为了陈圆圆的观点怎样合拍得起来呢？
历史论文与历史小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同样要受到作者历史观的制约。在论文中为刘宗敏洗刷辩诬，目的也是为了创作小说的方便。刘宗敏是大顺农民军中的一位重要将领，是一个英雄。在历史记载中如有强加于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是必须推倒的。但他终究不是一位毫无缺点错误的“高大全”的“英雄”，也是事实。无论大顺军的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作为一位军中主将，进城以后，如此对待妇女总不能说是不必重视的“小节”。我不想推论姚雪垠同志的作品曾否受到“三突出”那一套创作方法的影响和这种影响有多深，但从他为刘宗敏“辩诬”的热情与手法看，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至于这种创作“方法”与“理论”的得失，实践早已提供了结论，用不着多说了。姚雪垠同志曾义愤填膺地说，许多“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明白，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可爱的“素朴的革命感情”。凡是对刘宗敏（也就是大顺军。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会了刘宗敏“个人”在姚雪垠同志头脑中的“作用”与分量）的“诬蔑”我们就要反对，就要洗刷，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则是次要的，不必多费心思。这确是一种“可爱”的素朴的感情，可惜并不科学，也得不出理想的果实。
姚雪垠同志责怪我在《陈圆圆》一文中有些话说过了头。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值得慎重考虑，也应该加以说明。提起《甲申三百年祭》，我总是立刻记起文章发表之后在重庆立即引起的反响。当时那些反对此文的论客大概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就和崇祯领导下的覆亡前夕的明朝一样吧。这和姚雪垠同志发表于1980年的文章是怎么说都牵不到一起去的。我的意思只是说，一篇重要的、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出现以后，往往会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赞赏或反对。反对者也不一定都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例如，不赞成给革命者脸上抹黑的意见就是来自截然相反的阵营中的一种反对意见。这种观点及论据直到今天依旧是有势力的。他们不赞成“灭自己的威风”，理由是怕“长他人志气”。应该说确是单纯到了可爱的程度。历史真实是无情的，难道一床锦被就能遮盖得了么？遮盖的结果往往是加快了发霉变臭的速度。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3）
姚雪垠同志又说：“关于郭沫若同志应该不应该‘摸’李自成和刘宗敏的‘屁股’，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口口声声要摸‘走资派’的屁股那样，以及郭沫若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就预见到全国解放那么快，以及解放后我国的问题发展得如此严重，这都不是对待学术问题的话，我不想与黄裳同志讨论。我只谈我对历史著作和政治宣传的基本看法。”
姚雪垠同志虽然说他不想讨论这种够不上“学术”资格的问题，但他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不该‘摸’。”这次在重新发表前进行修订时，加上的“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句，就使意思变得更为清楚。那就是说，时代虽然隔了二十多年，郭沫若因为曾有此一“摸”就使自己化为“红卫兵”；李自成、刘宗敏因曾被“摸”过也变为“走资派”。而我因为说了一句“摸屁股”的“俏皮话”，也就变为“四人帮”论客那样的角色了。这都是清楚的。
由此可见，在姚雪垠同志看来，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贴打倒“走资派”的大字报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是主张应该“摸”的，理由俱如前述。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废话，因为这种“辩论”确也没有什么学术气息。
我反复想过而终于没有想通的是，为什么一位作家不能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估计，而这种估计又不允许是正确的呢？难道只有算命先生才有这种权利么？
任何时候社会上属于不同政治集团的个人，是随时随地都在估计政治形势的。譬如，对于抗战能不能胜利，抗战初期有过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的估计就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全然不同。姚雪垠同志抗战中到过重庆，辗转于后方，我看就是相信抗战必胜的一种表现。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后来不是逐渐跑到南京去了么。至于抗战胜利到来的迟早，人民和反人民力量的对比、消长……这些问题人们都是关心的，也都有自己的估计。对人民的军队，是希望她永远不脱离群众，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还是盼望她腐化变质，失败崩溃，人们也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我真不懂，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在这些重大的政治形势估计上，有人可能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有什么理由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已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推荐给人民，自然不是为了引导群众都来钻研晚明史，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因为文章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