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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傃（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注云：“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而这时周延儒却正意外地得到一位漂亮的夫人，乐不思蜀，还是由张溥弄了一点手法，才弄他上路，谈来简直好象传奇一样的故事了。《霜猿集》：
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注云：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曰，不如在家安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宜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样的“相国”，这样的“党魁”，实在是异常出色的。
“党魁”在这一月的酣饮箫鼓之余，当然要“指示”“相国”拿出一些“祥和”措置，象释放“政治犯”（东林人物）呀；开放言论，让御史自由讲话呀；改革经济（减税）呀，一班清流，也都以为宜兴再召以后的确可以好好的做一番事，而对在野的幕后操纵的“党魁”张天如更是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料，张溥却正在这时候死了。这死因也颇离奇，据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都说他是病终，可是野史的说法就两样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洲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5）
“党魁”既死，叹息之声不少，吴梅村在《复社纪事》里也提到张溥的救时十余事的“密疏”，如“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等事，可惜张的身死，而不果行。可是也有说他死得好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周延儒辛未会试得张溥，援之入翰林。延儒罢归，溥令东林党人物力数十万缗，赂内侍，复起延儒，俄溥病死，大权归于吴昌时，竟成二人杀身之祸，人皆为溥幸之。”（《将亡妖孽》）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
“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且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周延儒虽然摆脱了这一位幕后提线人，可以少少自由，不过在北京还有“秘室”中两人的另一人在，而吴昌时的花样，比起张溥要更难于应付。他不独要权位，而且还贪墨，更加心地狠毒、傲慢，延儒有了这样一位“助手”，就只有听他指挥，沉陷下去了。
昌时的贪，可以用两件事说明。
皇帝千方百计筹措军饷，用来戡平“流寇”，抵御满洲，想来想去，要出卖祖遗的家当了。《三垣笔记》卷上：
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仪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吴昌时就借此机会作一笔生意。此外卖官鬻爵，不但贪，而且还不讲贪污的信用，干没别人的贿金。《三垣笔记》卷中：
予与吴都谏麟征同任吏垣，曾密询云，吴公正人自负，公何嫌？麟征曰：彼非独予同乡，且门人之门人也。然实鄙薄其所为。如嘉兴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闻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将挂察典，伊苍头惶急致贷金长安，为弥缝计。又海盐令刘某，予邑父母也，诱伊数万金入己，托言谋佳缺，然即其房师处亦不为通讯。今罹察典，束装无资，特为昌时贪耳。……初，刘某入闱，昌时以其子密托之，刘某恐后为己累，以蓝笔重加圈点，而以墨笔抹，托言大主司吴翰林国华所为，已询之国华，非也。故恨。若王某，则以五百金馈，不称昌时意耳。此又何枢曹刚所言也。
贪污又在官僚中引起倾轧，彼此利用御史互相弹劾。监察官竟成了他们政争的工具：
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闻泄国遴等谋于延儒者乃马给谏嘉植，而泄枝起言于昌时者，又徐侍御殿臣。一时贪横变诈气习殊可想见。（《三垣笔记》卷中）
同时他跟周延儒来往得极密，在这中间有多少文章，政治中枢不在皇帝宫中，而是在相府里面的：
予一日与某同籍谒周辅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见。一长班耳语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径入后宅矣。予问之，其一铨曹，一仪曹，一兵曹，一同乡闲署也。予归而叹曰：吾师必败矣。他且弗论，安有以趋热铨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议者。不数日败。铨曹者吴选郎昌时也。（《三垣笔记》卷中）
昌时替延儒拉拢“通内”，于是就有了“绣鞋”佳话。《霜猿集》：
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注：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昌时一心想做吏部官，《烈皇小识》说他“醉心吏部，诚得一日称吏部郎，虽死无恨”。于是就去缠住延儒，“必欲得而后已”。不过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例子。“延儒查例，世宗时，文选病故，武库正郎调入；又天启朝，邹维琏匪石，以职方郎调稽勋，援两故事。”（均见《北略》）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郑三俊，是有名的正直人，当然不肯，就“问乡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荐于上。盖石麒畏昌时机深，故誉之，而三俊不知也”。（《北略》）对于吴昌时的利用郑三俊，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
郑庶常鄤吴铨曹昌时皆奸人也。一附黄翰林道周，一附郑冢宰三俊。人欲击鄤，恐累黄公；欲击昌时，恐累郑公。（《三垣笔记》）
旧例吏部由别部调者不过主政，天启时赵冢宰南星在部，始调兵部邹员外维琏于吏部，时犹大哄。若以礼部正郎调吏部文选司正郎，则又自吴昌时始。予邑吴辅朊埽碇唬何盼难∷疽还俦仄鸺揖萌危蟊参尴日撸蛞曰榉獯芪难『稳纾坎闭唬禾熳佑煜碌萌耍侍丶蛞晃难。瞿壳邦恐罹杂枋衷撕蟊惨病Ｎ醇妇拱堋＃ā度始恰罚 �
一旦有了掌管全国官吏升黜的大权，第一件事就是想树威，使监察官的台省对他不敢批评，《玉堂荟记》记：
年例每次不过科一道二，盖约略人数多寡，而斟酌其间，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计之，其人不为少矣。吴昌时为选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软无能为者，其用意至深。此时郑元岳为太宰，从议郎调为文选，亟欲以特达之知，大伸其清执孤特之意，以见知于上。而昌时别有肺肠，特创此不畏强御之貌，以恐吓台省，为异日驱除榜样，又以劲敌太多，将致他变，故但取人数广众以劫之，方自喜其算无遗策，而不虞人之有烦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时自昌时，各有主意，绝不相谋而事适相凑，在太宰不失为君子之疏，而昌时为狡猾，为无赖矣。
这里写昌时利用皇帝和郑三俊的个性的地方很清楚。第一次发动，就和本省的言官们冲突起来：
吴铨曹昌时既破格调，思以奇策坚上意，且箝制台省口。春季例转，皆自己出，吏科吴都谏麟征、掌河南道祁侍御彪佳，并未商也。科五道十，几两倍旧额，盖因上疑台省横，屡旨申饬，且恐他日有指摘，则以例转挟忿为言耳。时浙江同乡诸公集议，本省新吏部昌时、麟征、彪佳皆往，咸努目视。惟向侍御北诟谇尤力，几饱以拳。（《三垣笔记》）
《烈皇小识》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末一段却较详：
及是日，科道齐集，援集例相责。昌时怙过，绝无引咎意。御史某不胜其愤，提所坐杌搏之。昌时仓皇而出，且曰，若奚为待我如此，我当尽例出诸御史。诸御史闻之咸怒发上指，与昌时有不两立之势矣。
昌时驱除言官的企图，还要推给郑三俊：
吴铨曹昌时欲破格外转科道，谓吴辅唬何┐艘蛔牛晌Ｌ兹〗嶂魃稀．‘曰，不然，大臣以休容为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