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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旗杆院说起
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这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在那时候，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
三里湾的“举人”是刘家的祖先，至于离现在有多少年了，大家谁也记不得。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一辈，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后来刘老五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叫政府捉住枪毙了，别人也再无心去细查这事。六十多岁的王兴老汉说他听他爷爷说，从前旗杆院附近的半条街的房子都和旗杆院是一家的，门楣都很威风，不过现在除了旗杆院前院门上“文魁”二字的匾额和门前竖过旗杆的石墩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当日刘家出过“举人”了。
旗杆院的房子是三里湾的头等房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和旗杆院差不多的好房子，本来还有几处，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来“扫荡”的时候都烧了，只有旗杆院这两个院子，因为日军每次来了自己要住，所以在刘老五死后也没有被他们烧过。在一九四二年枪毙了刘老五，县政府让村子里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没收之后，大部分做了村里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只有后院的西房和西北小房楼上下分配给一家干属住。这一家，男女都在外边当干部，通年不回家，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妈妈留在家里。这位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住在后院，年轻人都叫她“后院奶奶”。
三里湾是个模范村——工作开辟得早、干部多，而且干部的能力大、经验多。县里接受了什么新的中心工作，常好先到三里湾来试验——除奸、减租减息、土改、互助，直到一九五一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先到这个村子里来试验的。每逢一种新的工作开始，各级干部都好到试验村取得经验，因此这个村子里常常住着些外来的干部。因为后院奶奶有闲房子，脾气又好，村干部常好把外来的干部介绍到她家里去住，好像她家里就是个外来干部招待所。
近几年来，旗杆院房子的用处有点调动：自从全国大解放以后，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武委会占的前院东房常常空着，一九五一年村里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算账都好借用这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可是在秋夏天收割的时候，民兵还要轮班集中一小部分来看护地里、场上的粮食；这时候也正是合作社忙着算分配账的时候，在房子问题上仍然有冲突；好在乡村里的小学、民校都是在收秋收夏时候放假的，民兵便临时到对过小学教室里去住。到一九五二年，到处搞扫盲运动，县里文教科急于完成扫盲工作，过左地规定收秋不放假，房子又成了问题，后来大家商量了个解决的办法是吃了晚饭上一会课，下了课教室还归民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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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放 假
就在这年九月一号的晚上，刚刚吃过晚饭，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她是个模范青年团员，在扫盲学习中也是积极分子。她来得最早，房子里没有一个人，黑咕隆咚连个灯也没有点。可是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先到的，所以对这房子里边的情况很熟悉——她知道护秋的民兵把桌子集中在北墙根作床子用。她知道板凳都集中在西墙根把路留在靠门窗的一边。她知道煤油灯和洋火都放在民兵床头的窗台上。她凭着她的记性，也碰不了板凳也碰不了桌子，顺顺当当走到窗跟前，放下课本，擦着火点上灯，然后来疏散那些桌子板凳。她的力气大、动作快，搬起桌子来让桌子的腿朝上，搬到了放的地方轻轻一丢手就又跑了。她正跑来跑去搬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这武把还练得不错！”她不用看也听得出说话的人是谁，便回答他说：“你不止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
来的这个人是个穿着中学生制服留着短发的男青年，名叫马有翼，是本村一个外号“糊涂涂”正名马多寿的第四个儿子，现在当的是本村扫盲学校乙班的教员。这村有两个扫盲教员：一个就是马有翼，上过二年半初中，没有毕业；另一个是个女的，叫范灵芝，是村长范登高的女儿，和马有翼是同学，本年暑假才在初中毕了业。马有翼教乙班，范灵芝教甲班。马有翼爱和灵芝接近也爱和玉梅接近，所以趁着乙班还没有人来的时候，先溜到甲班的教室来玩。玉梅要他帮忙搬桌子板凳，他便进来帮着搬。他见玉梅拿着桌子板凳抡来抡去，便很小心地躲着空子走，很怕碰破了他的头。玉梅说：“你还是去教你的‘哥渴我喝’去吧！”
不大一会，两个人把桌子板凳排好了，玉梅去擦黑板，有翼没有事，便在窗下踱来踱去。他溜到灯跟前，看见玉梅的课本封面上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便说：“玉梅！你怎么把个‘梅’字写得睡了觉了？”玉梅回头看了一眼，见他说的是课本外面的名字，便回他说：“谁知道那个字怎么那样难写？写正了也难看，写歪了也难看！”说着便在刚才擦好了的黑板上练起“梅”字来。她一边写一边向有翼说：“你看！写正了是这个样子，”写了个正的；“写歪了是这个样子。”又写了个歪的。有翼说：“歪的时候也要有个分寸！让我教一教你！”说着跑过去握着玉梅的手腕又写了一个，果然写得好一点。有翼又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么个难写的名字？”玉梅说：“你不用说我！你那个‘翼’字比我这‘梅’字更难写！越写越长！”有翼说：“你也写一个我看看！”玉梅写了好大一会才写出个“翼”字来，比刚才写的那个“梅”字长两倍，引得有翼哈哈大笑。有翼说：“看你把我写了多么高？”玉梅说：“你不就是个高个子吗？”有翼说：“高是高了，可惜画成个蝼蛄了！也让我教一教你！”他正又握住玉梅的手腕去教，忽听得后面有人说：“握着手教哩！我说玉梅写字为什么长进得那么快！”有翼听见灵芝来了便放了手；玉梅嫌那个像蝼蛄一样的字写得太难看，拿起刷子来擦了。灵芝一晃看见一个“梅”字和一个“翼”字并排写着，便笑了一笑说：“两个人排一排队很好玩，为什么擦了呢？”玉梅说：“两个‘字’排在一块有什么好玩？像你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当教员、一个互助组里做活，不更好玩吗？”灵芝又正要答话，门外来了一阵脚步声，有几个学员进来了，大家便谈起别的话来。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等了很久，甲班只来了五个人，乙班只来了四个人。大家等得发了急，都又到大门外的石墩子上去瞭望。一会，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玉梅的近门本家哥哥，是个单身过日子的小伙子，名叫王满喜，外号“一阵风”——因为他的脾气是一阵一个样子，很不容易捉摸。他来了，另外一个青年说：“我们的人到齐了！”大家问：“怎么能说是‘齐’了？”这个青年说：“甲班来了五个乙班也来了五个，两班的人数不是齐了吗！”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王满喜说：“快不要把我算在数里！我是来请假的！”有翼问：“又是还没有吃饭吗？”满喜说：“不止没有吃，连做还没做；不止没有做，现在还顾不上做！”“忙什么？”“村里今天该我值日。专署何科长来了，才派出饭去，还没有找下房子住！”玉梅问：“后院奶奶那里哩？”满喜说：“住满了——水利测量组、县委会老刘同志、张副区长、画家老梁、秋收评比检查组，还有什么检查卫生的、保险公司的……都在那里！哪里还有空房子？我在村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了，凡是有闲房子的家都找过，可是因为正收着秋，谁家的房子里都堆满了东西。”玉梅说：“还是你没有找遍！我提一家就有空房子！”“谁家？”“谁家？有翼哥他们家！你去过了吗？”满喜说：“他们家呀？我不怕有翼见怪！他家的房子什么时候借给干部住过？我不去他妈跟前碰那个钉子！”玉梅向有翼说：“有翼哥！你不能帮忙回家里商量一下？”有翼说：“咱不行！你不知道我妈那脾气！”灵芝说：“这话像个团员说的吗？另一个青年说：“叫他去说呀，管保说不到三句话，他妈就用一大堆‘烧锅子’骂得他闭上嘴！”玉梅想了一想说：“我倒有个办法！满喜哥！你先到我二嫂的娘家去借他们的西房……”满喜说：“他们那里不用去！他们那西房，早给干豆荚、干茄片子、烟叶子、黍子、绿豆……堆得连下脚的空儿都没有了！”玉梅说：“你等我说完！说借他们的西房不过是个话头儿，实际上是叫天成老婆替你问房子去！你不要对着天成老汉说，只用把他老婆点出来，悄悄跟她说，就说专署法院来了个干部，不知道来调查什么案子，村里找不到房子，想借她的西房住一下。她要说腾不开的话，你就请她替你到有翼哥他妈那里问一问他们的东房，管保她顺顺当当就去替你问好了。因为……”满喜不等她说完便截住她的话说：“我懂得了！这个法子行！只要有翼不要先跟他妈说！”有翼说：“我不说，不过以后她总会知道！”满喜说：“只要等人住进去，她知道了不过是骂两句，又有什么关系？哪个坟里的骨头是骂死的？”说着就走了。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大家等了好久，九个人仍是九个人。王满喜还来请个假，别的人连假也不请，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