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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杂树林下，摆成大大小小的院子一样。山顶离村子虽然还有一里多路，可是就连碾、磨、骡、驴、鸡、狗、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张信把何科长领到一株古柏树下坐了，慢慢给他说明上下滩的全面情况。他说：“咱们坐的这地方地名叫‘青龙背’。顺着这山一直往东北快到河边低下去那地方叫‘龙脖上’。龙脖上北边那个弯到西边去的大沙滩叫‘回龙湾’。龙脖上南边叫……”何科长说：“哪来这么多的地名？叫人记也记不住！”张信说：“我说的都是大地名，每个大地名指的地方还有好多小地名——像从这青龙背往龙脖上走，中间就还要经过什么‘柿树腰’、‘羊圈门口’、‘红土坡’、‘刘家坟’、‘山神庙’……他们这一带，不论在哪个村子里，地名似乎都要比人名还多，我乍来了也记不住，久了也就都熟悉了。”何科长说：“我们家乡的地名可没有……唔！也不少，也不少！”说着便笑起来——因为他也想起了家乡农村里的一大串地名。接着他又问：“你刚才说‘龙’这个‘龙’那个，那么哪里算龙头呢？”张信说：“河这边的龙脖上不是越往河边越低，低到和河平了吗？那里的对岸，不是也有厚薄和这边差不多的一段薄石岸又高起去了吗？那也叫‘龙脖上’。和那连着再往东北跟河这边的回龙湾相对的地方，不是有个好像和东山连不到一块的小山头吗？那地方就叫‘青龙脑’。”何科长说：“原来这条青龙是把头伸到河那边去了啊！那是三里湾以外的事了，我们还是谈三里湾吧！”张信说：“不！这些都与三里湾有关系！三里湾计划要开的水渠，就得从青龙脑对过这边把水引到回龙湾西边的山根下来。从那里到龙脖上的河床是整块的崖石，不过那里的水位比龙脖上高。只有从那里引水到三里湾的下滩才浇得着地。从回龙湾西边的山根下到龙脖上离河边四五十丈的地方不是插着一根木杆吗？就要从那地方凿个窟窿，把水引到上滩来——因为那里的石头最薄。”何科长说：“看来也还有四五十丈厚。”张信说：“已经挖着坑探过了四五十丈，只有三丈厚的石头，南边都是土。那里的南边不是有一条北边窄南边宽的狭长的地吗？地名叫‘刀把上’。昨天晚上那位老太太向你告状说大家要占她的那块地，就是这刀把上最北头种玉黍蜀的那一小块。整个的上滩，像一把菜刀，那一带地就像刀把。刀把上往南，滩地不是就弯到西边来了吗？可是水渠不能靠着西山开——因为按滩地的地势说是西北高东南低，要从山根开，渠的最深处是一丈五；要从上滩中间斜着往村边开，最深处只是一丈，并且距离也短，能省好多土方。你从刀把上往村边看，不是不多远就竖着一根木杆吗？那就是水渠要经过的地方。渠开到村里，离地面只有尺把深了，再用水桥接过去，大渠的水便可以沿着下滩的西山根走，全部下滩地都可以浇到。”何科长问：“上滩一点也浇不到吗？”张信说：“从村边开一条小支渠向东北倒流回去，可以浇到靠河边南部的一部分。照玉生的计划，可以把下滩的水车调到刀把上南边的水渠上，七个水车一齐开动，可以把上滩的地完全浇到。”
何科长听完，看着地形琢磨了一下三里湾的开渠计划，觉着还不错——可以把三里湾的滩地完全变成水地。他又问张信说：“照这样看来，大家的地都可以浇到，那么种上滩地的人为什么还有好多不同意的？”张信说：“真正不同意的也只是马多寿和一两户个别户——最主要的还是马多寿。”何科长说：“马多寿的地不是也可以浇到吗？”张信说：“他的心眼儿比较多一点。你看！刀把上往南快到上滩中心那地方不是安着一台水车吗？那地方的地名叫‘三十亩’，马多寿的地大部分在那一带，水车是他们的互助贷款买的。名义上是互助组的水车，实际上浇得着的地，另外那四个户合起来也没有他一家的多，不论开渠不开渠，他已经可以种水地了。要是开渠的话，渠要从那个水车旁边经过，要把七个水车一齐架到那里，那样一来别的户就要入社，他就借用不上别的户的剩余劳动力了。叫他入社他又不肯——因为他的土地多，在互助组里用工资吸收别人的劳动力，实际上和雇工差不多。金生今天早上跟你谈话时候说过他有点剥削就是指这个。”何科长说：“你估计开了渠，别的户入了社，剩下马多寿他会怎么样？”张信说：“两个办法：一个是雇长工，再一个也许可能入社。”
这时候，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上下滩每条小路上的人都向村边流动；社的场上，宝全和玉生已经把石磙洗好回家去了，负责翻场的人已经提前吃了饭到场里来，用小木杈翻弄着场上晒着的谷穗；社里管牲口的老方，按照他的标准时间到金生媳妇磨面的磨上去卸驴。
何科长看见磨上似乎有一点争执，便问张信说：“看那个磨边好像有点什么事故。”张信看了看说：“就是有点事故，不过已经解决了。那两个女人，坐在地上罗面的是马多寿的三儿媳陈菊英，在左边那个磨盘上和一个小姑娘扫磨底的那是金生媳妇和他的女儿青苗，在没有卸的那盘磨旁边草地上蹲着玩的是陈菊英的小女孩子玲玲，卸了磨牵着驴子走了的是社里管牲口的老方。”何科长问：“出了点什么事故？”张信说：“其实也算不了事故：“老方这个人名字叫马东方，因为他的性格是只能按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通融，所以人送他外号叫‘老方’。社里有个规定：凡是用合作社牲口驾碾磨的，到了规定的时间一定得卸。老方就按那个时间办事——到了时间就是磨顶上只剩一把也不许再赶完。刚才可能是金生媳妇还没有赶完他就把驴子卸了——卸了也就没有事了。”何科长问：“管牲口的也有个表吗？”。张信说：“没有！玉生给他发明了简单的表——用一根针钉在老方住的那间房子窗外边的窗台的砖上，又把砖上刻了一条线，针的阴影完全到了线上就是卸磨的时候。”“天阴下雨怎么办呢？”“天阴下雨就没有人用碾磨。”何科长想了一下，自己先笑了。
何科长说：“天也晌午了，咱们也看的差不多了，回村去吧！”两个人便从金生的窑顶上那条小山路上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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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菊英的苦处
金生家门外坡下不远的空地里有两盘磨。早晨金生媳妇架磨的时候，陈菊英已经架了另一盘。磨麦子就数磨第二遍慢。两家都磨上第二遍的时候，便消消停停罗着面叙起家常来。一开始，金生媳妇谈的是玉生离婚问题，菊英谈的是在马多寿家享受的待遇问题。
不过菊英谈的不是夜里打扫房子时候和惹不起吵架，而谈的是自己的实际困难问题。她说：“大嫂呀！我看小俊也是放着福不会享！你们那家里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心一腹的——也不论公公、婆婆、弟兄们、小姑子，忙起来大家忙，吃起来大家吃，穿起来大家穿，谁也不偏这个不为那个。在那样的家里活一辈子多么顺气呀！我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偏逢上了那么一家人！”金生媳妇说：“也不要那么想！十根指头不能一般齐！你说了我家那么多的好，一个小俊就能搅得人每天不得安生。谁家的锅碗还能没有个厮碰的时候？你们家的好人也不少嘛！有县干部、有志愿军、有中学生，你和你们老四又都是团员，还不都是好人吗？”菊英说：“远水不解近渴。这些人没有一个在家里掌权的，掌权的人还是按照祖辈相传的老古规办事。就说穿衣裳吧：咱们村自从有了互助组以后，青年妇女们凡是干得了地里活的人，谁还愿意去织那连饭钱也赶不出来的小机布呢？可是我们家里还是照他们的老古规，一年只给我五斤棉花，不管穿衣裳。”金生媳妇说：“你大嫂也是吗？”菊英说：“表面上自然也是，只是人家的男人有权，也没有见人家织过一寸布，可不缺布穿，发给人家的棉花都填了被子。”“你没有问过她吗？”“不问人家人家还成天找碴儿哩！就是要我织布我又不是不会，可是人家又不给我留下织布的工夫——我大嫂一天抱着个遮羞板孩子不放手，把碾磨上、锅灶上和家里扫扫摸摸的杂活一齐推在我身上，不用说织布，磨透了鞋后跟，要是不到娘家去，也做不上一对新的；衣裳脏成抹灰布也顾不上洗一洗、补一补。冬夏两季住两次娘家，每一次都得拿上材料给他们做两对大厚鞋——公公一对，老四一对。做做这两对鞋，再给我自己和我玲玲做做衣裳、鞋袜，再洗补一下旧的，就得又回这里来了。就那样人家还说：‘娶了个媳妇不沾家，光在娘家躲自在’哩！”“那么你穿的布还是娘家贴吗？”“不贴怎么办？谁叫他们养下我这么一个赔钱货呢？赔了钱人家也不领情。我婆婆对着我，常常故意和别人说：‘受屈活该！谁叫她把她的汉糊弄走了呢？’”
金生媳妇说：“咦！我也好像听说过‘有喜’是你糊弄走了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菊英说：“不错，走的时候是打我那里走的，不过那是他自己的主张。我自己在那时候的进步还不够，没有能像人家那些进步的妇女来动员他参加志愿军，可是也没有学那些落后妇女来拖后腿。他们恨我，恨的是我不够落后。”“那么有喜究竟是谁动员去的呢？”“是谁？自然还是人家自己。本来人家在一九四九年就要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后来被我那个糊涂公公拖住了。那些事说起来就没有个完：我跟有喜是一九四八年结的婚；那时候我十八、他二十一。听他说他在十五岁就在小学毕了业。他说那时候他想到太行中学去升学，他爹说：‘你二哥上了一次中学，毕业以后参加了政府工作，就跑得不见面了，你还要跟着他往外跑吗？哪里也不要去！安安稳稳给我在家里种庄稼！’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