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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或 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 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 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 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 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 “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 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 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 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 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 “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 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 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 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 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 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 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 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 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 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 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 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 “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 义的大潮，时代又沉重起来了。
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 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 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 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 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 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 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 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 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 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 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 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 “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原载1947年10月1日《中国作家》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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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 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 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 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 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 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 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 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 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 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 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 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 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 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 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 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 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 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 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 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 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 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 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 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 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 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 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 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 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 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 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 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 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 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 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 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 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