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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 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 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 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 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 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 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 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 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 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 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 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 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 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 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 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 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 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 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 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y Bourgeoi 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 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 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 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 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 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y BourDgeoisie，在革命 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 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 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 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 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 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 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 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 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 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 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 《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 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 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 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 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 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 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 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 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 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 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 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 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 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 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 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 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 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 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 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 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 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 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 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 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 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 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 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y Bourge 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 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 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 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 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 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 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 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 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 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 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 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 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 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 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 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 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 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 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 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 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 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