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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了“裁军谈判”这个历史机遇，不断宣传鼓励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人权”、“自由选举”，并在谈判中公开将其作为谈判条件，有目的地向另一个意识形态阵营（苏联和东欧）推销“西方价值”。另一方面，在西方世界经济实力明显强大的事实下，苏联及东欧人民开始怀疑已有的体制，默认了西方体制的优越。这样，在一个本来就压抑的社会里，“新闻自由”暴露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弊病，公开了各种压抑已久的社会矛盾；苏联“少数民族”也开始争取西方的支持，积极摆脱苏联的控制，寻求独立。与此同时，西方不失时机地对“人权”的宣传也迫使苏联当局释放了一些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反过来，更加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荡，让人们感觉到以前的种种做法统统都是不对的。更关键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上到下”，可是，来自体制本身的阻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意识形态的惯性使上层产生的争吵令本来就混乱的意识形态更加混乱。于是，多米勒骨牌效应产生了：人们的情绪很快地倒向了亲西方一边。而在东欧意识形态出现极度危机的历史紧要关头，戈尔巴乔夫又不愿意用强硬的手段去制止多米勒骨牌效应的不断升级，最终，必然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崩溃。
“自由选举”是西方标榜的“人权”和“自由”，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可在俄罗斯，“自由选举”导致了叶利钦的上台，最终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华约的消失。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帝国是在不发生暴力的情况下自行瓦解的。而苏联帝国的瓦解却是在没有暴力、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发生的。庞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所以能在不流血中解体，是因为斯大林式的政治暴力统治了苏联太长的时间，受过良好教育的苏联人民，从内心深处早已厌恶了政治暴力，并以冷漠无声面对之。然而，外表的平静并不等于内心的赞同。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暴力阻止苏联的解体，相信他是看到了苏联国民厌恶政治暴力的深层民意。
一次听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讲座，题目是“西方当代哲学论和谐相处”。其中讲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区别：西方思维讲究“质测”，意思是根据物质证据思维，从而得出结论。比如西方医学，一定要通过解剖、做实验找到病理。东方思维则讲究“整体和谐”，通过“整体”看“局部”，也通过“局部”看“整体”，遵从“中庸之道”、“循序渐进”等温和的处事哲学。比如中国的中医，主要就是通过人体肌体的整体和谐与否，判断局部病因，或是反过来，通过局部病因，推断出人体整体状况。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的改革方式完全不一样，或者说完全相反。这点或许源于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前苏联的改革是从上到下进行的，并且首先从意识形态开始变革，他们在彻底摧毁了已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后，再完全参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其经济；而中国却是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具体操作，不急于打破社会整体平衡，循序渐进地推动经济变革。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至今没有剧烈的变革，但通过“一国两制”，将发展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作为一个整体，保持政局稳定，使其相互促进，循序渐进，和谐发展。
1991年12月25日黄昏，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的现场直播电视讲话，短短20分钟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就被俄罗斯国旗取代了，权力的象征“核按钮”小皮箱的移交也是在漫不经心、悄悄之中完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瓦解得如此之快，让戈尔巴乔夫总统都感到诧异。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总统一直认为所有这些会晚些时候发生，或许应该是在那年的年底，而不是在他宣布辞职后的几分钟内发生。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70多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的确确是在一夜之间瓦解了，在一夜之间抛弃了其意识形态。然而，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体真能那么容易地说变就变吗？答案是否定的。至少，人们的思维、观念、生活和工作习惯的改变需要时间和环境。任何想绕过、缩短变革历程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所以，随苏联解体而来的，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剧痛。
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变，国家政体也改变了。过去规模庞大的工厂和农庄一下子没有了上面下达的生产计划，国家也不再负责购买或销售它们生产出的产品，生存问题一下子残酷地出现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人们面前。于是，卢币贬值，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长时间发不出工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开始迅速大幅度下降，一时间远远不如以前。我认识一位俄罗斯的外交官，在国外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回莫斯科后，按当时的外汇管制，将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在国外攒的外币兑换成了卢布，后来卢布大幅贬值，他的一辈子心血变成了几十美元。为了寻找合作伙伴，1996年，我带队参观过很多位于俄罗斯不同地区的工厂，几乎每一座工厂都是一个小社会，生产能力齐全，小到螺丝钉大到重型机械都能生产，因为没有订单，没有生产任务，整座工厂被迫停工。工厂停工了，小社会似乎也停顿了，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人们不知如何面对社会突如其来的改变。空荡荡的巨大厂房，鸦雀无声；一排排种类繁多、没人操作的机械加工设备，显示出被人遗弃的悲哀。其情景触目惊心。接待我们的都是工厂的一把手，相当于国内大型国有企业的一号人物。他们都非常殷切地希望我们这个“外资”能与他们合作。与他们交谈，你能感觉到他们对市场经济的陌生，极度缺少市场竞争中那种长时间为争取生存而形成的那种“狼性”，这些工厂领导人与其他人一样，在社会突如其来的改变面前，显得无助、彷徨、不知所措、心中无底。
有人说，俄罗斯第一位总统叶利钦只具有摧毁旧体制的天才，却没有建立新社会的本领。其实，俄罗斯没有人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从一种体制顺利地变到另一种体制而不产生剧痛。实际上，为了医治变革给社会造成的剧痛，叶利钦总统同样是绞尽脑汁，走马灯式地更换令经济工作没有起色的政府总理，也采纳过诸如“休克疗法”之类的西方经济改革的建议。无奈，俄罗斯至今也没有产生出能够力挽狂澜的“经济沙皇”，恐怕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能在如此短时间内解决好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变更的经济学家。
尽管没能做到使俄罗斯经济步入良性发展，但是，叶利钦总统大力推动了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西方研究表明，俄罗斯经济正日趋为少数实力雄厚的工业财团所控制。UBS投资银行的彼得·布恩和丹尼斯·罗季奥诺夫撰写的一份报告显示，俄罗斯的8个股东集团拥有国内64个顶尖私有企业85％的股份，而这64个企业2000年的总销售额达620亿美元，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25％。俄企业界大亨在控制石油、金属、汽车制造等产业部门的同时，也不断渗透到煤炭、木材等其他工业领域，而且这些私有企业集团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逐渐取得剩余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其中包括俄国内的天然气和电力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统一电力体系股份公司。叶利钦总统为俄罗斯留下了寡头经济的遗产。
现在看来，中国改革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剧痛”远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巨大。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被公认是较成功的，至少符合中国国情。持中国改革比俄罗斯成功的观点的人中不乏像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博士这类重量级人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否真的比俄罗斯成功呢？也有人认为言之过早，还要看50年。
人类无论处在哪个历史阶段，其经济基础终将决定其上层建筑。现阶段，这个世界暂时选择了市场经济，因为它基于满足人的需求，鼓励创造和竞争，与计划经济相比，它更符合人性。
第三篇 国际品牌之路——中国企业家的最高理想一、跟着国家外交路线走（2）
海外突围是这样打响的
华为公司海外代表处运作大体可分二个阶段：代表处正式注册前的拓展期和代表处注册后的拓展期。
拓展国际市场，首先要走出去。开始，派一两个人通过申请短期商务签证的方式去一个国家常驻，是华为公司最简单、最朴实的拓展国际市场的做法，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公司内部决定了要拓展一个国家的市场，一纸任命下来，有人负责了，于是，那个国家的代表处就“成立”了。当然，华为公司内部任命“成立”的代表处和在当地正式注册的代表处是两码事。任命中的负责人不是授命去那个国家注册代表处后再打市场，而是真刀真枪地在当地先打市场。这种做法虽然一般不被当地国家允许，但很实用。找一家当地能发邀请函的企业，拿到短期商务签证，就能迅速地出去“跑马圈地”。
华为公司当地代表处的正式注册与否，往往视开拓者的市场拓展情况，或是否取得了项目。很多时候，派人去了一两年，代表处也没有在当地正式注册。即使代表处在当地正式注册了，在当地的中方人员中，大多数人还是拿着短期商务签证，为当地市场拓展留下了隐患。所以说，华为公司的做法很“土”，也不怎么正规，但是很实用，可运作。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要求开拓者灵活机动，进攻性强，还需承担相当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