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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很快成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他甚至变成了“我们自己人”，能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他为我们解决了很多与俄罗斯政府打交道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包括我司大量来俄人员的签证问题。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
接下来的一周，我敦促马拉耶夫先生尽快以俄罗斯电信总公司的名义为我们约见“红色曙光厂”和乌法市（UFA）的“贝托公司”，并拉着他与我们一起出差。当然，所有旅差费用都是我们帮他出的，这样不但非常值得，还比较简单。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让俄罗斯电信股份公司为他出旅差费用，那么马拉耶夫先生就不是很方便与我们一起出差了。
“红色曙光厂”位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一座建筑风格完全西化的俄罗斯文化名城，是彼得大帝时期的首都，位于芬兰湾畔。如果说莫斯科是集权力、资金和时尚为一体的话，那么圣彼得堡就是集俄罗斯的历史、艺术和美丽为一身。它那美丽的涅瓦河、俄罗斯艺术瑰宝的冬宫、气势磅礴的夏宫、涅瓦河沿岸两边形态或颜色各异的西式建筑，以及它那数不清的河流和艺术品似的桥梁、它的白昼等等，无一不是俄罗斯民族的骄傲。我到过圣彼得堡无数次，百去不厌，并且每次都是流连忘返。这是一座能产生顶级艺术家的城市，一座能使金钱黯然失色的城市。
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当时的俄罗斯，“红色曙光厂”都是一家非常有名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我们花了半天的时间参观它。可是在两个回合的谈判过后，我发现它就像一个没落、贫穷、衰老的老贵族一样，僵化、落伍、复杂而又行动不便。它也许曾经辉煌过，但我认为它当时的“名气”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方便而又美丽的圣彼得堡。据介绍，当时的“红色曙光厂”已经分解成了100个左右的独立单位，并且已经与阿尔卡特和西门子成立了合资企业。我后来了解到，他们与西方公司的两个合资企业也运转得非常不好。在我看来，他们除了“红色曙光厂”几个字的余光以外，整个企业基本瓦解，谈不上技术队伍和市场上的战斗力。最后，我礼貌地向主人表示了感谢，也虚伪地表示了我们会研究合作的可能性，而不敢说出我的真实感受。老实说，我是带着遗憾离开“红色曙光厂”的。
若干年后，一次我到莫斯科开会，有一个同事告诉我说，独联体地区部领导认为如果我当时将合资企业选择成立在圣彼得堡，而不是选在俄罗斯的其它什么地方，那么俄罗斯最难啃的市场圣彼得堡市就是华为公司的天下了，就像现在的合资企业所在地俄罗斯巴什基尔共和国一样。我希望这是开玩笑时的调侃，而不是真这么认为。否则，就是一种无知和对市场的迟钝。退一步说，如果真能通过在圣彼得堡成立合资企业就能抢占那片市场，现在做也不晚。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
离开了“红色曙光厂”，我们又参观了西尼亚科夫博士推荐的当地两家企业。它们都离圣彼得堡很近，大约只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两家企业都从事电话机终端的生产和模拟传输系统的生产。其中一家主人热情诚恳，毫不掩盖自己的短处，也不掩盖自己需要外资的心情。我们谈得很深，我将它作为传输设备领域的合作候选人，如果我们必须成立传输设备合作生产企业的话。
谈起这家潜在的传输设备合作伙伴，我想提提一段记忆深刻的小插曲。在我们初步锁定合作伙伴“候选人”以后，公司派一名分管研发部的高级副总裁来俄罗斯考察。在访问完“候选人”回圣彼得堡的路上，大概是高级副总裁感觉当天的谈判富有成效，或感觉到“博士”有利用价值，所以命令我给西尼亚科夫博士200美元，用意是借助于表示感谢而建立更紧密的个人关系。当时我已在海外闯荡了几年，第一感觉就是区区200美元不但打动不了西尼亚科夫博士，还会搞得大家尴尬。于是我就对副总裁说：“这样做不合适，也不到火候”。没想到年轻的副总裁非常生气，命令我听从指挥，否则结果自负。我初来乍到，他又是钦差大臣。就这样，我不得不在一个小年轻面前被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找个机会将200美元递给西尼亚科夫博士的时候，西尼亚科夫博士则如同受到侮辱一般，正色地对我说到：“No！ No！ No！ Mr。 Liang！You misunderstood our relationship。 Our relationship is not like this！”（不！不！不！梁先生！你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个！）字字句句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我感到了极度的尴尬，赶紧连声道歉“SORRY， SORRY”。这一戏剧性的一幕，站在远处避嫌的副总裁应该尽收眼底。为了挽回些面子，在分手时我拿出一幅中国国画对“博士”说：“Mr。 Shiyakov； I am sorry for what happened today。 I did misunderstand you。 Here is a set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which is what I like most。 If you could forgine the mistake I made today； which I guarantee wouldn't happen again； you may take this painting。”（西尼亚科夫先生，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表示道歉。我确实是误会了你。这里有一幅我最喜欢的中国国画，如果你能原谅今天我犯的错误，你就收下这幅画。我保证这种错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西尼亚科夫博士让我下了台阶，他收了我的礼物。那一次，华为领导拓展国际市场的“土八路”风格给我很深的印象。其实，“伸手不打笑脸人”是人固有的特质，所以在国际市场，只要“土得可爱”，也并非总是不被人接受。事实上，那时候我已是“土八路”中的一员了。你改变不了环境，环境就会改变你，除非你离开这个环境。
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投其所好”是做市场的基本法则，但每个人的所好是不同的，所好的胃口大小也是不同的，时候把握得恰当更需要市场经验予以判断，切忌张冠李戴，让人感到很“下流”。国内做市场的某些方法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第三篇 国际品牌之路——中国企业家的最高理想六、有理走遍天下（6）
我们下一个拜访的对象是位于巴什基尔共和国首府乌法市（UFA）的“贝托公司”。我们还是请马拉耶夫先生去安排，并且第一次去乌法还得拉着他一起去。他已经是我们“团队中的一员”了。
巴什基尔共和国位于乌拉尔山脉，乌拉尔山脉位于欧亚分界线上。从莫斯科去乌法需要坐约2个小时的飞机，比从莫斯科去很多东西欧国家飞的时间还长。二战期间，苏联政府将很多重工业基地撤离到俄罗斯远东地区，撤离的最后地点就是乌法。所以，乌法不但能生产军事装备，还生产很多民用设施，是前苏联实力雄厚的工业基地。位于乌法市的“贝托公司”就是前苏联第二大交换机生产企业，第一大企业在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但它早已独立出去成为主权国家。
首先接待我们的是“贝托公司”副总经理克利莫夫（KLIMOV）先生，因为他长着浓浓的胡子，我们都叫他“大胡子”。此人非常儒雅，精通通信技术，有俄罗斯人的严密逻辑思维，但在谈判桌上缺少狼性，碰到我们这样狼性十足的公司通常都处于下风。“大胡子”克利莫夫先生是“贝托公司”的生产副总经理，负责一切合作事务的协调。此人对中国十分友好。克利莫夫先生上面是“贝托公司”的总经理加夫里洛夫（VLADIMIR GAVRILOV）先生，我们与“大胡子”先生谈到最后，他才出现。总经理虽比“大胡子”克利莫夫先生年轻，但却富有政治手腕，且不乏俄罗斯人的强悍，据说他还是巴什基尔共和国总统的座上宾。在谈判桌上，总经理加夫里洛夫先生即使到了无牌可打的地步（比如他的企业穷得叮当响），也能咄咄逼人，有时甚至蛮横无理，有大不了与你同归于尽也不放下俄罗斯“老大哥”的臭架子的味道。但说老实话，这是一帮把喜怒哀乐都放在脸上的人，这是一帮渴望干事却被现状所困而施展不开的人，他们诚实、善良、强悍、鲁莽，永远不会在人背后开冷枪。因此我打心眼里喜欢这帮人，不论我们在谈判桌上曾经如何地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他们为前苏联生产模拟和电子交换机，与当地共和国的关系密切，且与当地电信运营商乃至俄罗斯其它地区的电信营运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现在，当他们的电子交换机技术落后，希望得到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时，我们来了。不过，到这里来的不仅仅是华为公司，法国的阿尔卡特早在我们20年前就来了，而且现在生产的MT…20电子交换机用的就是当年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引进的全套设备和技术。他们为什么没有谈成呢？“贝托公司”的“大胡子”克利莫夫先生告诉我，因为法国人不愿意向俄罗斯人转让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法国人就希望把他们当工人使，还要拿走市场。正好，为了进入俄罗斯市场，我们已不得不在莫斯科向俄罗斯政府承诺了转让技术，这就是“共赢”的切入点了。不过，且慢，我们还要看看他们的生产条件和技术队伍。
“贝托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俄罗斯工业生产企业，一排排高高的厂房，整齐的各类机床，功能非常齐全。与我访问的其它所有俄罗斯企业不同的是，它有的车间居然还在紧紧张张地生产着。我问“大胡子”克利莫夫先生，车间在生产什么？他答道：在生产模拟交换机及其配件，主要用于旧网的改造，以及为前苏联很多国家提供模拟交换机配件。接着，克利莫夫先生带我们参观了拟用于合资企业的厂房，虽然空荡荡的，但高大整齐明亮，比华为公司当时在深圳西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