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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3）“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并防止犯上作乱的行为，维护君主地位。
虽然法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却不小，而且历来为很多人所尊奉。例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法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不一定了解得到。事实上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在治国上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就一再运用严刑重典，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就让当时的一些官员很不理解。诸葛亮的重要助手法正就曾经问他，当前大局初定、人心思稳，而且国家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正需要施以轻徭薄役、宽减刑罚的怀柔政策以休养生息，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效法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才对，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苛严的政策呢？诸葛亮笑答：“当年刘璋治蜀的时候，暗弱庸碌，使得巴蜀的百姓日益骄纵狂放，民风刁蛮，视法律条文如同儿戏；面对这样的人民如果还一味纵容，无疑只会使他们更加顽劣，于国事无补。所以我偏偏要加重刑罚，以图扭转蜀中长期不治的混乱局面”。一番话说得法正心服口服，从此下属再无异议。几年之后，蜀中果然民风大变，人人变得务实勤奋、遵纪守法；国家渐入正轨。
由此可见，在对待具体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时度势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状态，相反往往可能还会因为对下属的姑息迁就而误了大事。而诸葛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采取的严厉措施无疑是很为后人称道的。后来有人给孔明先生题了一副对联，至今悬挂在成都的武侯祠里，它是这么写的：“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无疑是对诸葛亮一生是非相当中肯的评价了。如何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把管理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确实值得后世的管理者深思。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8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1）
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盛衰兴亡；起伏更替，一治一乱；分分合合；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动荡、分裂与割据，团结、统一与融合，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两大永恒主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确实是前人对中国历史高度鲜明的概括。那么在这些变乱与纷争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呢？是战争。正是因为这大大小小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版图，磨砺了人类的斗争经验。战争是具有破坏性的，但它何尝又不具有建设性呢？可以说，战争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在当今社会，战争的威胁虽然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古往今来运用于战争中的谋略，又何尝不能运用在管理上呢？在日本和西方，管理学者们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
中华民族虽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国历史上并不乏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无论是内战也好，外战也罢，中国人在其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应对战争的策略。古人通过总结他们的战争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兵书战策，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例如一部《孙子兵法》，区区十三篇，不过数万字，却蕴含了丰富的兵家斗争哲学，囊括了军事斗争的各个层面，几乎代表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然而如今，人们已经远不止把它当成一本兵书看，而是将孙子的智慧运用到了政治、经济、乃至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各个层面。直到现在，关于《孙子兵法》如何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堪称“显学”。
在本节中，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斗争艺术，给了现代管理哪些有益的启迪。当然在这些思想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孙子兵法》。我们将结合《孙子兵法》的微言大义，来看看它在管理中有哪些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中国古代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的目的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析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中国古语所说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强调的就是庙算的意义。
庙算的目的，是要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能在决策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决策和军事决策一样，同样需要了解自身实力地位、掌握市场动态、分析竞争对手策略，在这些信息俱已齐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无论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也好，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也罢，他们到底要掌握哪些情报，才算是“知己知彼”呢？
孙子认为，兵家的制胜之道分为“五事”、“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决定军事组织效能的因素有：首先是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然后要看将帅是否具有智、信、仁、勇、严等素质；此外，取决于环境，条件，天时，地利；另外军法制度，职责划分等方面也不能忽视。己方的情报倒是好办，敌方的有关情报如何获取呢？孙子认为，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敌情”、“通过小规模部队和敌人直接较量”、“派遣间谍实施侦察”等方法来获取情报，从而稳操胜券。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说的是兵不厌诈，要极尽诱敌、惑敌之能事。所以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只要战略对头，即使情势一时于己不利，也终将能够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诸葛亮就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谋略家，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通过一番隆中对策，使得当时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皇叔茅塞顿开；尤其是赤壁之战前的一番筹划，最终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而具体到战术层面，中国的兵家就很讲究“出奇制胜”。可以说，中国谋略的关键在于一个“奇”字，用兵要奇正结合。孙武说：“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以正（光明正大的无为的方法）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幻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当然；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的预测的基础上，不可一味出奇，否则，会被敌识破和利用。所以，正兵与奇兵要结合，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转化。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不乏利用诡诈之术瞒天过海、出奇制胜的战例。大家经常听到的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类的成语，便是出自这样的典故。例如韩信当年就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迷惑了项羽在西川布下的耳目，终于兵出蜀道，与楚霸王争锋，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战国之时孙庞斗智，孙膑在佯装撤退以诱敌深入的时候，故意施行“减灶增兵”之计，使在后面穷追不舍的庞涓误以为齐国军心涣散、兵士逃亡，结果骄纵起来、轻率冒进，导致在马陵道被齐军全歼。这些都是“出奇制胜”的效果。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9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2）
因敌制胜，求之于势
孙子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当“因敌而制胜”。所以真正有经验、有能耐的将帅，非常善于顺时应变、因地制宜、权衡大局、因势利导，从不墨守陈规、死抠教条。像赵括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带兵指挥打仗，只能传为千古笑柄。
在实际的作战中，理想的随机应变和用势之策应当考虑下面几点：
（1）组织好自己的队伍。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刻又要授权部下，随机处置，灵活作战。孙子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才能操在统帅手里。
（2）鼓足士气。俗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可见士气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为了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将帅们不妨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楚汉相争之际，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就是典型的激励士气的方法。兵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便是这个道理。然而三国时，那个志大才疏的蜀将马谡，在街亭要地也运用了这一军事指导方针，屯兵山顶绝地，而且还振振有词，谓之“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结果自绝粮道，兵败如山倒。这些经验和教训，既生动也深刻。
（3）杂于利害。因敌制胜，应当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决断，以免失之偏颇，反为敌人所迷惑。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