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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变动性是非的环境中，制度似乎是最倒霉的东西。有制度不知变通，大家不以为然；而制度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稍作变通，大家就痛责“根本没有制度”。不变不行，一变往往就打乱了制度，中国人的制度时常因此背黑锅，被众人当做借口，屡加责骂。
制度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喜欢谈“游戏规则”，总认为中国社会缺乏游戏规则；而且以为如果有了游戏规则，中国人就可以循规蹈矩。事实上我国历代以来，无不致力于建立游戏规则。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与西方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千万不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衡量我们自己；也不要以为任何事中国人都可以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更不要仅仅因为游戏规则的东西方差异，就轻率地否定我们的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与其说是游戏规则，倒不如说是“裁判水准”。如果球场上裁判水准低下，经常乱吹，就算有整套的游戏规则，又有何用？
中国人绝对有是非
所以说，中国人绝对有是非，我们最讨厌没有是非的人。然而，中国人对判断是非的要求比较高，不仅仅是单纯地分出孰是孰非；而是应该在圆满中分清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诚然这些要求是困难了些，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达成。
是非的判断，乃是管理的基础。缺乏是非，根本无法管理。中国人不可以不明是非，否则管理的基础不可能扎实。中国人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断是非，不然的话，颠倒是非的后果更加可怕。慎断是非，才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正道。
有些人的思维，却一向十分圆熟。表面上拿制度来大做文章，实质上却暗含着在针对某人，这才叫做“合情合理”，既顾及情面，又力求合理。这种方式，给管理者极大的弹性，可以进退自如，也可以左右逢源。处置得妥善与否，关键全在管理者。这也就是中国式管理倡导“正己正人”，强调“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3节 中国人能耐的消极面
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台湾出了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柏杨，他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名曰《丑陋的中国人》，轰动一时。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劣根性”这一概念，认为中国人受封建传统影响的积习太深，中国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酱缸文化”，在中国这个大酱缸里泡大的中国人，难免会带有很多陋习。这一观点虽有些偏颇，但确有使人振聋发聩之功。其实平心而论，但凡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祖辈遗传下来的毛病，这一点无需讳言。这些缺陷如果表现在管理中，无疑会给管理活动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中国人能耐中消极的一面，绝对是值得管理者警惕的。我们姑且将其归纳为四大特性，即派性、奴性、妒性和盲从性。
派性
不少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国有着“君子不党”的古训，而且孔子也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训诫，但中国历史上，仍然是党争不断。从东汉时期开始，就有了著名的“党锢之祸”，此后历朝历代，党争之祸愈演愈烈，未入朝堂往往要先认
山头。明朝的东林党，清代的维新党，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一方典型的例子。直到民国时期，蒋介石的麾下还分为“黄埔系”、“政学系”、“CC系”等若干派别，相互倾轧；明争
暗斗，使得民国政局一片混乱。解放以后，这种现象被斥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经过数次整肃；已然很难明目张胆形成气候。但是“山头”和“宗派”在我国远未绝迹；在各种组织中都会存在；而且更多的则转入了地下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在大团体内部搞小团体，然后再把小群体的利益凌驾于整个集体之上；轻则闹闹独立性，重则走上分裂道路，使整个组织土崩瓦解。这就是派性的危害。然而在有些中国人的群体中，派别林立、互不买帐。组织和单位里面，有时好几个派别同时存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也往往拿它们没辙。
其实，如果是一帮志趣相投、观念接近、目标一致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工作、生活乃至思想上的交流，互相促进、彼此激励、共同提高，当然是好事。这在西方管理行为学中，称为“非正式组织”，不见得能有什么危害，反而是正式组织的有益补充。然而有些中国的小团体与西方的非正式组织有很大不同。因为这些小团体总是会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体利益，对于圈子以外的人视同寇仇；这些无一不是派性在作怪。
奴性
鲁迅先生的文风相当犀利尖刻，他就这样评价过中国人：中国人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有的中国人身上存在奴性。在中国历史上，为抵御外侮而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英雄人物诚然不少，但是那些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汉奸，也不乏其人。难道这是因为这些中国人都贪生怕死吗？不尽然。当年慈禧太后在忙不迭地割地赔款的时候，就说过一句名言：“宁与洋人，勿与家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有些人甘做奴才的嘴脸。五代时的石敬瑭，心甘情愿向契丹称臣，并自名为“儿皇帝”，实在是无耻到家了。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一度汉奸辈出；实在令国人汗颜。
奴性还反映在甘受命运的摆布，总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这一点上。他们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很少自主自觉地奋起抗争，而总是希冀能有什么“救世主”出现，好拯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点从很多在百姓当中流传广泛的故事、戏文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清官戏特别多，诸如有关包公、海瑞的剧目就久演不衰，似乎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自己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清官身上，或者干脆指望上苍能赐予他们一个体恤民情、辨察忠奸的好皇帝，这样人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水浒传》就是一部反映这一主题的典型作品。一百单八条好汉在水泊梁山扯起“替天行道”大旗的时候多么风光，可是最终却全伙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最后落得分崩离析的下场。说到底，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中国人骨子里面深深的“奴性”。
某些中国人具有奴性，也许对管理者而言倒是一件好事；听话的总比不听话的要好吧。哪个管理者不想自己手下有一帮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人呢，这样的人管理起来，省心多了。所以在组织内部安插几个这样的人物，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妒性
不少中国人有很强的嫉妒心，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红眼病。只要看到比自己能力强，或者过得比自己好的人，心里就不舒服，总得想方设法把对手比下来。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多人就开始不择手段，使各种阴招、损招。到头来往往落得个损人不利己，对自己、对他人、于国家、于社会都没什么好处，仅仅求了一个自己的心态平衡而已。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的人，难道他自己就能心安理得吗？
有时候，一些中国人的心理也挺怪。如果自己在某处遭了殃，他一定要看到别人也在同样的地方遭一回殃，这样自己的心里才会好受。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肯定要在那个倒霉的地方做上记号，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可是我们一部分人就偏不。记得曾有一个笑话，说三个把兄弟出游，途遇一堵墙，甲某先探路，翻过去掉落在粪坑里，乙某丙某问甲某墙后为何地？甲某竟声称到了一个好去处。接着乙某翻过墙也落入粪池刚要叫喊，甲一把捂住他的嘴，乙某明白甲想让丙某也遭殃；结果三人同浴龌龊。由此可见，这种人天性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所以在有这种人存在的圈子里想出人头地特难，背后跟你作对的人远远超过帮助你的人。
其实对人来说，有点嫉妒心是很正常的。看到别人的成功，恰好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于是自己也不甘落后，奋起直追。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可以带动所有人共同进步。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都有点嫉妒心理，正好可以在组织内部形成竞争的压力和氛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如果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一点触动都没有，一点所谓的嫉妒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哀莫大于心死”呢。不过，如何将嫉妒心转化为上进心并加以正确引导，就要看领导者如何把握分寸了。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心态是要不得的；那就是“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其实武大郎本是老实忠厚、安分守己的人；把嫉贤妒能的罪名安在他身上；实在冤哉枉也；但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矮人；也只好让他来背这个黑锅了。
盲从性
很多中国人奉行“中庸”之道，遇事不爱出头，也不敢为天下先；更宁愿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所以有些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主见的，常常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缺乏一种独立的精神。因为他们坚信，多数人的意见和主张是不会错的，即使真的错了，反正大家都和自己一样，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所以我也能心安理得。而且，中国人一般也很听领导的话，上面让干什么，那咱们就干什么，所以群众的觉悟就是高，很容易发动并组织起来，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一窝蜂。加之中国人口众多；什么事情一旦形成风潮；那真是声势浩大；完全让外人觉得“中国人真有凝聚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出现过席卷全国的“抢购风”，至今好多人想起来都心有余悸；等到经商的热潮一来，就开始“全民经商”，据说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过了不久又出现了“文凭热”，于是大大小小的“学位速成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制假售假的文凭贩子也蠢蠢欲动、大发其财；时下又开始流行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