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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
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些话又叫做《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照后来的儒家说，三纲领实际
上只是一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是“明明德”的方法。“止于至善”是“明
明德”的最后完成。
同样，八条目实际上只是一条目，就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些步
骤，都是修身的道路和手段。至于齐家，治国，治天下这些步骤，则是修身达到最后完
成的道路和手段。所谓达到最后完成，就是“止于至善”。人只有在社会中尽伦尽职，
才能够尽其性，至于完成。如果不同时成人，也就不可能成己。
“明明德”与“修身”是一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内容。于是几个观念归结成一独个
观念，这是儒家学说的中心。
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作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需
要作为国家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只要这样，他
就是尽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他如此诚实地尽力而为，他就是止于至善了。
按本章的要求，只要指出《大学》的作者是为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着想．也就够了。
他并不是第一个为此着想的人，但是很有意义的是，他竟做得如此地有系统。在他看来，
光是治好自己本国，并不是为政的最后目的，也不是修身的最后目的。
也不必在这里讨论，格物怎么能够成为修身的道路和手段。这个问题到以后讲新儒
家的时候再来讨论。
《荀子》的折中趋势
在中国哲学的领域里，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有一个强大的调和折中的趋势。杂家
的主要著作《吕氏春秋》就是这时候编著的。但是这部著作虽然把其时的各家大都涉及
了，偏偏没有对于折中主义自己的观念予以理论的根据。可是儒家、道家的著作家都提
出了这样的理论，它表明两家尽管备有不同之处，然而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拆中精神。
这些著作家都同意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名叫“道”。各家大都有所见于“道”
的某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道”的阐明都有所贡献。可是儒家的著作家主张，唯
有孔子见到了全部真理，所以其他各家都在儒家之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家的补
充。道家的著作家则相反，主张只有老子、庄子见到了全部真理，因而道家应当在其他
各家之上。
《荀子》有一篇题为《解蔽》，其中说：
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
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慊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
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
荀子又在《天论》篇中说：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
照荀子的看法，哲学家的“见”和“蔽”是联在一起的。他有所见，可是常常同时
为其见所蔽。因而他的哲学的优点同时是它的缺点。
《庄子》的折中趋势
《庄子》最后一篇《天下》篇的作者，提出了道家的折中观点。这一篇实际上是先
秦哲学的总结。我们不能肯定这位作者是谁，这并不妨碍他真正是先秦哲学的最好的历
史家和批评家。
这一篇首先区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全部真理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对于它的
研究称为“道术”；部分真理是全部真理的某一方面，对于它的研究称为“方术”。这
一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
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这个“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一篇继续在“道”内区分本、末、精、粗。
它说：“古之人其备乎！……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
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
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
名分。”
因此《天下》篇以为儒家与“道”有某些联系。但是儒家所知的限于“数度”、而
不知所含的原理。这就是说，儒家只知道“道”的粗的方面和细微末节，而不知其精，
不知其本。
《天下》篇继续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
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天下》篇接着作出了各家的分类，肯定每一家都对于“道”的某一方面有所“闻”，
但是同时尖锐地批评了这一家的缺点。老子和庄子都受到高度地赞扬。可是很值得注意
的是，这两位道家领袖的道术，也和别家一样，被说成“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也只
是“道术”的一方面。这是含蓄的批评。
由此看来，《天下》篇的含意似乎是说，儒家知道具体的“数度”，而不知所含的
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数度。换句话说，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
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只有两家的结合才是全部真理。
司马谈、刘歆的折中主义
这种折中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汉朝。《淮南子》，又名《淮南王书》，与《吕氏春秋》
一样具有折中性质，只是更倾向于道家。除了《淮南子》。还有两位历史家司马谈和刘
歆，本书第三章曾提到他们，也表现出折中的趋势。司马谈是一位道家。他的《论六家
要指》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他往下指出了六家的优点和缺点，但是结论以为道家兼采了各家的一切精华，因此居于
各家之上。
刘歆则不同，是一位儒家。他的《七略》，基本上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他
论列了十家之后，写了一段结论，其中也引用了司马谈引过的《易大传》的那句话，然
后接着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
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十家中略去小说家）之言。舍短取长，
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
这一切说法反映了，甚至在思想领域里也存在着强烈的统一愿望。公元前三世纪的
人，苦于长期战祸，渴望政治统一；他们的哲学家也就试图实现思想统一。折中主义是
初步尝试。可是折中主义本身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系统。折中主义者相信有全部真理
．希望用选取各家优点的办法得到这个真理，也就是“道”。可是他们由此而得的“道”，
只怕也只是许多根本不同的成分凑成的大杂烩，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和一贯原则，所以与
他们所加的崇高称号。“道”，完全不配。
＇注＇关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念
对于“中国的统一”这一节末段的论断，布德博士提出怀疑。他写道：“六朝（三至
六世纪），元朝（1280一1367）。清朝（1644—1911）实际上为时之久，足以使中国人在思想
上对于分裂或异族统治感到司空见惯，尽管这种局面从理论上讲也许不是“正统”。况
且即使在“正统”的统一时期，也还是常有怀柔或征服一系列的外族，如匈奴等，以及
镇压国内叛乱的事。所以我不认为目前的内忧外患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以后所不熟悉的
局面，当然目前的忧患的确具有世界规模，其后果更加严重。”
布德博士所提到的历史事实无疑都是对的。不过我在这一节所要讲的不是历史事实
本身，而是中国人直到上世纪，甚至本世纪初，对于这些历史事实的感受。强调元朝、
清朝是外来的统治，这一点是用现代的民族主义眼光提出来的。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
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
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
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
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中国的时候，他们早巳在很大程度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在政
治上统治中国，中国在文化上统治他们。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
一，而蒙古人和满人并未使之明显中断或改变。所以在传统上．中国人认为，元代和清
朝，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前后相继的许多朝代之中的两个朝代而已。这一点可以从官修
的各朝历史看出来。例如，明朝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反元的民族革命，可是明朝官修的
《元史》，把元朝看作是继承纯是中国人的宋朝正统的朝代。同样，在黄宗羲（1610一1
695）编著的《宋元学案》中。并没有从道德上訾议诸如许衡（1209—1281）、吴澄（1249—
1333）这些学者，他们虽是汉人，却在元朝做了高官，而黄宗羲本人则是最有民族气节的
反满的学者之一。
民国也有一部官修的《清史稿》，把清朝看作继承明朝正统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