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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
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
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
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
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
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
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
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
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
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
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
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
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
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
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
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
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
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
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
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
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
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
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
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
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入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
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
的书是《新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
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其他的书：《新事
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
（已由牛津大学的休士先生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新知言》（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往下我试将各书要点略述一二，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这样
做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哲学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这某种
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
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
样地看作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辑蕴涵。不难看出，“理”和“气”的观念
是怎样从“有某种事物”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例如，“动”的
观念，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即宇宙的某种实际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
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涵于“存在”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存在是一
流行，是一动。如果考虑宇宙静的方面，我们会用道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必先有
“有”。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
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
人们把“有”、“动”想象为“上帝，万物之“父”。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
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和形上学。
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
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
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
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
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
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
“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
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
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
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也应用
于本书的第二章。
我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每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
用范围。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作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作这样的肯定，它
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这只意
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形上
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种事物”为出发点。“有某种事物”
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作的唯一的肯定。
哲学的性质
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
到负的方法也重要，这在本书第二十一章已经讲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
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
终成为“不知之知”。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
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这几点虽然只是我个人意见，但是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倒是代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若干方面。正是这些方面，我认为有
可能对未来的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往下我将就这些方面略加发挥。
哲学，和其它各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但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又
与其他各门知识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某物”。
在这个“某物”中，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感只可思的东西。例如，方桌可感，而“方”
不可感。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发展不完全，而是因为“方”是一“理”，从逻辑上说，
“理”只可思而不可感。
在这个“某物”中，也有既不可感，而且严格说来，亦不可思者。在第一章中，我
说，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由于它的反思的性质，它最终必须思想从逻
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的“某物”。例如，宇宙，由于它是一切存在的全体，从
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我们在第十九章已经知道，“天”字有时候在这种
全体的意义上使用，如郭象说；“天者，万物之总名也。”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
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
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个思的本身。因
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
体。可是他仍须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
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一要这么做，它就立
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的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
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超越经验；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关于超越经验
和理智者，人不可能说得很多。所以哲学，至少是形上学，在它的性质上，一定是简单
的。否则它又变成了简直是坏的科学。它虽然只有些简单的观念，也足够完成它的任务。
人生的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在第一章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
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
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
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
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