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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国际大家庭的“蔡妈”（蔡心）（图）1
蔡心的主要签约艺人 翁红 １９９４年，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广告人了。 刚开始，我做广告业务员。因为是穷学生，为了省下钱来坐地铁、请客户，我对自己的日常消费很苛刻。记得忙完广告业务回到学校的时候，通常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很多同学都会在宿舍楼的门口买煎饼果子吃。当时一个煎饼果子卖一块钱，而我却往往舍不得买。我对自己说，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可能会守着煎饼摊子吃个够。在我眼里，煎饼果子是最好吃的小吃。后来我有钱了，我并没有真的守着煎饼摊子吃上十个八个，但我每每看到煎饼摊子，总会回忆起过去的情景。直到现在，我偶尔也会想要吃煎饼果子，我甚至提倡公司的员工吃。我觉得吃煎饼果子是件特美的事儿。 做了一段时间的广告业务，我又开始做广告创意，后来又做广告片制作的副导演……就这样，在无意间，我从广告业又涉足到了影视圈。还是在无意间，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使我有缘接触到了“经纪人”行业，这个人就是演员——王姬。 认识王姬以后，我又多了一份谋生的职业——经纪人。 １９９５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音乐“经纪人”，基本上都是“穴头”性质，而影视“经纪人”还没有出现，更没有固定给某一个演员做经纪人的。现在看来，那是我入行的一个阶段。我和王姬没有签约，我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尝试了“经纪人”的工作，只是觉得好玩儿，顺便做一做，并没有把“经纪人”当作一个固定的职业。 大概在１９９５年的年底，我挣到了自己的小小的第一桶金。我卖掉了建国门一带的一块路牌广告，拿了四万多块钱的佣金。因为有钱了，也觉得有必要，于是我花了两万多块钱买了一个“大哥大”。也是从那时起，我搬出了大学的集体宿舍，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当年，不论是“广告”还是“经纪”，好像工作中没有什么能难倒我的事情，我自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有钱挣，所以我的生活条件比较好。我是一个“烟民”，做穷学生的时候，只能抽两块钱一包的国产烟。有了收入以后，我就开始抽四块五一包的希尔顿——抽希尔顿还是受了我干妈李婉芬的影响，她常年抽希尔顿，也经常会给我一些，所以我也就抽上了希尔顿。直到认识王姬以后，因为她要戒烟，就把好几条摩尔烟给了我。当时摩尔是七八块钱一包，这让我的所谓“消费质量”一下子上去了。好在我做事还算是比较争气，自己有能力买好烟，所以，从那以后我的“消费质量”就没有下降过。 １９９７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去香港访友。本来只是去那儿玩，没有想太多，但机缘又给了我在香港影视公司工作的机会。我开始跟香港的艺人打交道，为他们做经纪，把他们向国内推介。其间，我还为像鲍方、朱红这样的老牌艺人打理业务。这份工作让我熟悉了香港的环境，也为我日后的创业积累了一些资源。 如果我可以长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是香港居民，我相信我现在可能还在香港，但是，命运偏偏没有这样安排。短短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是商务签证，很难长期在香港居留，因此，我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我来到靠近香港的深圳，应聘了几家大公司广告主管的职位，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但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所有的自荐最终都是杳无音信、不了了之。也许是我这个二十一二岁的大学毕业生的资历，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吧？ 求职的碰壁，给了我自己做老板的选择。１９９７年底，我在深圳成立了彩心文化公司。“彩心”是我名字蔡心的译音。当时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就别‘彩心’了，直接叫‘花心’得了。” “彩心文化”是我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因为我有商务签证，可以在内地和香港两地行走，于是，我就利用香港的人力资源，从事广告制作业务。公司承接了很多广告，其中有不少是房地产项目，我请香港的导演过来拍广告，跟香港的艺人合作做活动。我也为包括赵雅芝、翁红在内的艺人做代理，帮他们处理一些项目。后来，赵雅芝成为我第一个正式合作经纪的艺人，也是第一个与我正式成为艺人和经纪人关系的香港艺人。算起来，从１９９７年到现在，赵雅芝跟我已经合作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国际大家庭的“蔡妈”（蔡心）（图）2
蔡心的主要签约艺人 秦海璐 当年在深圳的起步，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我在深圳只有一两个儿时的朋友，正是靠这一两个朋友，我认识了十几个朋友、上百个朋友。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制作，在艺人代理方面的利润很少。 我觉得“彩心文化”的经营不是很成功，不成功在哪里呢？公司虽然挣了一些钱，但没有成规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把挣来的钱，赔进了另外的生意里。 这个生意是一个房地产开发的项目。在东莞有一块工业用地，我和朋友很理想化地计划把它变成商业用地，于是我们付了定金，我几乎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投了进去。结果事与愿违，深圳“彩心文化”挣到的“面包”，添进了东莞的那个窟窿。 应该说，“彩心文化”的经营业绩还不错，但是我并没有把挣来的钱用于再生产，没有继续让公司壮大。我本来可以拓宽公司的业务范围，让公司规模逐渐扩大，甚至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小型的投资项目。我觉得当时自己有投机心理，希望能够四两拨千斤，所以，当时我在判断上是有问题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我没有把钱看得太重。我从来没有想过，投入十块钱一定要挣回一百块钱。我觉得投资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这就好像别人向我借钱，我会问自己：如果人家借了钱不还要不要紧？不要紧就借；如果人家借钱的数目，对我来说很吃力或者说我承受不了，那我就不借。任何事情，我既然给出去的，就要有一个打算，那就是回不来。如果你给出去的一定要收回来，那你就不要给。有时出国去赌场，我从来都认为那是在消费。输钱是因为你享受了人家的服务，赢钱是礼物。我不是一个冒险家，所以可能做不了大生意吧。 ２０００年，“彩心文化”的业务依旧在正常运转，但我觉得总是在一个台阶上，每天周而复始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令我有些厌倦。 很久以前，我就希望能做王刚老师的经纪人，但当时王刚老师的态度是“不需要经纪人”。于是，我们从做朋友开始，我一直默默地为他做了一些事。终于有一天，王刚老师主动提出要和我签约，说真的，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王刚老师是一个认真、讲信用的人，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２００３年夏天，王刚老师在无锡拍戏，我决定去探班，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我事先没有通报。但在上海去往无锡的高速路上，我发生了意外——因为撞车事故，脑震荡造成了我短暂的昏迷，当我苏醒后，发现自己左腿的裤管已经被鲜血染红了，有些惨不忍睹的意思。我判断了一下自己的左腿没有骨折，为了完成探班计划，我坚持不去医院，继续赶路。 那时的天气十分炎热，持续的高温让人心烦。当本就是急脾气的王刚老师从片场回到酒店，迎面看到等候在酒店大堂，手捧便当的我，一瘸一拐迎向他的时候，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我的出现让他着实地高兴了一把。 签约后，王刚老师在电视剧《夏天里的春天》中饰演了角色，这是他多年出演古装戏后的第一部时装剧，他对自己在剧中的表现很满意。王刚老师和我有一种默契，一般我看好的剧本，他基本上也会喜欢；我觉得不合适的角色，他也一定不想演。 与艺人之间的心心相印和彼此欣赏，令我感到欣慰和享受。 当我知道钟丽缇在国内定居的消息时，我便设法与她取得联系，想签下这位国际影星，而此时的她也正在寻找经纪人。好像是上天有意成全，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促成了我们的谋面。我和钟丽缇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她立刻认定了我就是她的经纪人。她用“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句话表达了想和我长久合作的愿望。 ２００４年９月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