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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那太谢谢你了！”听到她很有义气的话，仿佛我才刚跳下海，就有人丢救生圈给我。
“嘿！那我拜托你的事呢？可不可以找你一位信得过的同事帮忙？”
“好！一言为定。”我硬着头皮答应，脑海里立刻浮现Ben的身影……
挂上电话之后，我马上找Ben，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他听了非常感动，竟一口答应。当天，我就将口琴盒子及相片“移交”给Ben。
第二章生锈的口琴
景况果然不是太好，我和朋友的合伙生意做得很辛苦，工作时间比起从前在公家机关工作时还要长，刚开始那几个月，公司差点连薪水都发不出来。所幸，大家都早有心理准备，咬着牙硬撑，终于渐渐上轨道，账面也从亏损慢慢打平。
两年之后，公司的规模还扩大到必须经常出国参加各种礼品展，我也就经常穿梭在香港、日本、德国、美国等国际礼品展的会场上。每当出、入境时，我都会刻意去和Ben打个招呼，送他最新的礼品样品，以激励他用心帮我注意程万里的踪影，希望能帮黄心仪完成愿望。
除非正巧碰到Ben轮休的日子，只要有机会碰上面，他都会很详细地向我报告最近的观察记录，可惜，一直没有程万里的消息。
黄心仪当然也没有放过我，几乎每个月都定期向我打听Ben那边的状况。也因为这样联络的机会，她的老公介绍过几笔生意给我，像“万圣节”、“圣诞节”……这些应时礼品的大订单，对公司的营运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曾经去多伦多拜访过他们夫妻档，完全看不出貌合神离的样子，是很幸福美满的家庭。想到这里，我的恐婚症就会更加严重，是不是所有的婚姻里，都藏着许多貌合神离的秘密呢？
但至少我能确定，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心中若还对旧情人念念不忘，她的丈夫绝对看不出来。但相对地，女人比较容易察觉丈夫有没有外遇。所以，程万里才始终不敢和黄心仪联络。
圣诞节前，我因出差之便，再度造访黄心仪时，我将这个心得告诉她。
“谢谢你！你的这种说法，如果成立的话，教我既安慰又伤心。安慰的是：原来我隐藏得那么好；伤心的是：程万里还是那么在乎他的太太。”她说。
“何以见得？”
“男人还在乎他的女人时，才会怕她伤心。程万里怕他太太伤心，表示他还爱她。”
“也许，他不肯跟你联络，是因为不想让你伤更多的心。”
“所以，他更爱我？”黄心仪听了哈哈大笑，“你愈来愈懂得如何安慰伤心的女人了！该不会是因为你也常常让女人伤心吧？”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们都是男人，我问你：如果他更爱我，他为什么不跟他太太离婚？”
“你还不是不肯和你丈夫离婚。”
“这不一样。我小心翼翼维持这个婚姻，是为了报复他放弃我。而他不肯离婚，是因为他不想放弃他太太。”
“精确一点说，应该是不肯放弃他在婚姻中的既得利益。”我好像比较开窍了。
“我和他，都一样很自私！”她怅然地说。
那个晚上，多伦多意外地下起冬天以来的第一场雪。我和黄心仪在后院聊天时，她先生还帮我们倒了两杯红酒，体贴地将整个庭园让给我们，要我和她好好聊一聊。我看见后院中，正巧有一棵松树，他们在树干上挂了一个木架，木架上摆着新鲜的果子及花生，免费招待附近的松鼠。
夜风徘徊在松针尖低吟。
“你听……”她突然安静下来，竖起耳朵聆听。
“松风的声音。”我知道她的意思。
“像不像口琴的声音？”
“女人，能够靠一段回忆活一辈子吗？”我以问题代替回答。
“那要看男人留给她的那一段回忆够不够美！”她肯定地说。
我终于明白她千辛万苦要寻找程万里，是因为回忆太美，美得让人想在现实生活里重来一遍。
离开多伦多，我到上海谈了点生意上的事情。这几年来，台湾很多生产礼品的工厂都转进广东一带，只有设计的部分还仰赖国外买主提供。但我的合作伙伴说，上海有一些新人的设计作品不错，值得参考看看。其中有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据说从美国带回来很多新的观念，我试着来接头，希望能变出一点新的玩意儿。
虽然同是中国人，若没有当地的人脉及经验，还是很容易处处碰壁。在上海停留两天，除了沿着淮海路走去，见识外滩的夜景之外，什么人也没有见到。第三天，我就启程，转机经香港回台北。
商务舱里的乘客中，有一位秃头的“老”先生是从上海虹桥机场就跟我一起登机。其实，他的实际年龄不是很老，但看起来十分憔悴。经香港转机后，他竟还跟我一前一后地搭上同一班回台北的飞机。由于，他拼命咳嗽，弄得我很不舒服，我希望回台北的班机上，划的座位能距离他远一点。
天不从人愿的是，由于电脑连线作业，回台北这一段旅程的登机证，在上海就发给乘客了。而他，竟坐在我旁边靠窗的位置。
我先坐定没多久，他就主动拿出登机证，很有礼貌地指着座位号码“8A”，示意我让他坐进去。
虽然位置很宽，我还是起身，以方便他进入座位。当我一站起来，竟很职业性地瞄到他登机证上的姓名栏，列印着——“Weng…Li； Chen”。
我的脑子像通了电一样：“Weng…Li； Chen；程万里。不会吧！不可能？”我愈想去否定，脑波就愈强烈，根本容不得我思考，立刻脱口而出：“先生，请问您贵姓？”
“哦，”他愣了一下，修养很好地回答：“小姓‘程’，程万里，请多指教。”他习惯性地翻出皮夹，递给我一张名片。
“东松国际公司上海办公室总裁，程万里。”我失态地念着他的头衔，并追问：“你认识黄心仪吗？”
他的表情很疑惑地僵了一秒钟，接着，以很笃定的口气说：“不，认，识。”
“对不起，实在太冒昧了。我认错人了，请原谅。”我掏出自己的名片，很恭敬地递给他。踢到铁板的我，记起当年在机场工作时，认错人的糗事，整个脸又红到脖子。我心想：当然不是嘛！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老？
他特别换了老花眼镜，仔细看了我的名片，然后妥妥贴贴地收进他的名片皮夹里。接着他闭上眼睛休息，好像很累的样子，抵达桃园机场之前，一路没有跟我说话。
刚回台北那几天，我很想打电话给黄心仪，一方面谢谢他们贤伉俪的招待，一方面也想和她分享这段奇遇。熬不住内心的挣扎，电话打了，但只完成前半段的任务，感谢招待。后半段的事，只字未提。
我一个人失望就好了，何必让她的心情也跟着我起起伏伏，更加失望。
就在打电话给黄心仪之后的一个小时，我接到一通电话。
“咳……咳……”对方还来不及打招呼，就在话筒边咳个不停。
“喂，您找哪位？”我急着问。
“王克杰先生吗？我是程万里，几天前和你同一班飞机回台北。”
“程先生？！”我很惊讶他会打电话找我。
“我看你的名片，知道你是做礼品的，有件礼品想请你帮忙，愿不愿意现在来找我？”
“现在？”我看了一下表，下午一点整，“好啊！您在哪儿？”
“我在台大医院……”
我记下他告诉我的病房号码，满腹狐疑地赶去医院见他。
走进宽敞的头等病房，我对“安宁病房”的恐惧，还是没有松解。渐渐地，我几乎要猜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虽然，打开了病房这扇门，但我害怕接下来打开的心门，有太多令我无法承担的感情。
他的神情，看起来相当虚弱。
“我是程万里，我认识黄心仪。你呢？你是她什么人？”
“我……”此刻的我，和他一样，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我是她从前班上的同学，也是她的好朋友。我从前在学校的校门口，就见过你来接她。”
“她……”纵有千言万语，他还是从这里开始——“她过得还好吗？”
“很好，也很不好。”我很难形容这样复杂的女人、这样复杂的心情，“她结婚了，过得很幸福；但是，她很想念你，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寻找你。”
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他。
故事，像他的泪痕一样，漫长而破碎。
“求求你，现在就打电话，留话给她！趁着多伦多还不到凌晨，也许她来得及打电话回台北，从答录机的留言里听到你的声音，她一定会很高兴。”
“其实，我打过很多次，但没有勇气留话。我对不起她……我的日子不多了，什么也不能留给她……动了几次手术，我已经不行了。”
他从枕头下拿出一管生锈的迷你口琴。我看到那把口琴，上面依稀还有“Sandy”的字样，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帮我……帮我将这把口琴交给她。”他吃力地交代，仿佛这是最后的心愿，“为了挖出这把口琴，我在雪地里工作了三天，毫无着落。幸好，雪融了以后，它流到草皮上的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