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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我这个词曲创作者能随队到巴黎出外景的重要理由之一。
“在秋天向旧爱说再会”是我写的歌，原本的旋律和词意就有浓浓的哀愁，唱片公司拿到香港去编曲之后，曲式的气氛更加厚重，光听前奏八小节的大提琴独奏，就教人几乎肝肠寸断。而最触痛心情的是：听见年轻的叶姗，用早熟的唱腔配唱副歌——
过了这么多年，拖得这么缠绵；
你还是不明白，爱可以平凡但不要平淡；
已经决定选在秋天向旧爱说再会，
我还不确定要怎么度过心伤……
本来，我被编派的任务只是随团找寻灵感，顺便接受唱片公司老板对我的犒赏，希望我尽量不要再帮别家唱片公司的大牌写歌而已。
没想到出发前夕，我们才被通知心世纪旅行社原先派定在当地负责接待的男性领队，因为个人感情问题困扰请了一星期的假，临时不能配合这次行程。
由于旅行社的人讲得有点暧昧，唱片公司的人都不太相信，以为是为了节省费用才有此计谋。不论真相为何，反正最后是由我这个曾经到巴黎旅游三次的人，赶鸭子上架，理所当然地被指定为代理领队，带这群人在巴黎街头横冲直撞，极不优雅。
连续工作五天，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回去，我才开始有了旅行的心情。这对酷爱旅行的我而言，真是久旱逢甘霖。
和李娴在一起之后，我已经少有机会单独出外旅行。
这几年来，我们彼此都被对方囚禁在美其名为“爱”的牢笼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甜蜜过好长一段时间。自从她搬到我的住处，两个人都变得不爱出门，怕错过一分一秒似地腻在一起。
我曾经惊讶于自己的改变，后来仔细想想，大概是因为渐渐要步入中年了吧！三十出头，从事创意工作的我，已经小有积蓄，远离有一顿没一顿的年代，就常幻想家庭的安定。
李娴，有固定的工作，烧一手好菜，我以为，那就是我想要的安定。
蜜月期过后，我们争吵不断。朝九晚五的她，开始限定我外出活动的作息。有一次，我和漫画家阿城去PUB喝酒，她拼命Call我，我没理她，三点多回来时，她竟演出割腕自杀的惨剧。
明知她激烈的举动是以“威胁”的成分居多，我还是得带着她去医院急救，遭到值班医生以“大惊小怪”的眼光嘲弄，消毒完毕涂了碘酒就回家。
当天晚上，李娴在车上对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你是真的爱我！”
女人费尽心机，宁愿砍自己、伤别人，为的只是证明她的男人还有真心。
有时候，反而是我比较不懂得算计：“你的感动，就是因为我亲自送你来急救？”
“你是名人啊！你愿意冒着被八卦记者逮到独家消息的风险，送我来医院，表示你真的在乎我。”她倒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老实说，我是一时心急，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不过，从那件事发生以后，这就成为李娴威胁我的另一个利器。只要我们出门，就必须事事顺她的意，否则她必定当街让我出糗。久而久之，我们便很少出门逛街，她反而习惯过这种深居简出的日子。
“外面诱惑太多了！你还是不要出去比较好。”这是她的坚持。
短短不到两年，我从写一首歌几年都卖不掉的落魄音乐人，到每家唱片公司抢着要买我的歌的词曲创作家，李娴给我的煎熬与折磨，绝对居功甚伟。相对地，她对我的不安和控制的欲望，也随着我名声与收入的上涨而增加。
李娴对我身边的女人排斥，对男人也极其敏感。“影视圈的同志很多，搞不好阿城也是，你最好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在我看来是极其荒谬的猜测，她却视为理所当然。
于是，不必正常上下班的我，就成了这屋子里最听话的男主人，吵架的时候还不许提高音调。几次我心平气和地想跟她讨论两人相处的问题，她便歇斯底里地打开窗子大吼：“你休想找藉口和我分手，除非我们同归于尽。”凄厉的语调，足以响遍整个社区。
第三章愈得不到，总教人愈珍惜（2）
当我坚决地表示该好好检讨一下我们的关系时，她就变成楚楚可怜的灰姑娘，指责我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你现在出名了，忘了当初穷愁潦倒的日子，我是怎么陪你的？”
“要分手不如一起死！”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等言语的冲突及羞辱，成为她表达爱我的方式。变本加厉的时候，她吵着要“结婚”！
要求结婚，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酷刑。当初我们同居的决定，是建立在彼此都“不认同婚姻制度”的基础上，突然吵着要结婚，更教我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骑虎难下的尴尬。
就在她要我回覆期限的五天前，唱片公司要我到巴黎跟拍MTV；把早已经用完年假的李娴留在台北，简直解救我脱离苦海。
“也许，让我一个人安静地考虑看看，事情会有转机。”我用了金蝉脱壳之计。
“好吧！小别胜新婚。”李娴说。
女人的天真和耍赖，是不分年纪的。
老实说，离开台北一个多星期了，我很少想到李娴。甚至连那天我打电话跟她讲要在巴黎多留几天，也都理直气壮、毫无愧疚。
巴黎，是个很浪漫的地方。而浪漫，似乎已经渐渐不存在于我和李娴的关系里。
我和巴黎有缘，每当结束一段感情，就会因缘巧合地来巴黎。这次，是在感情浑沌不明的时候来，回台北后，是否能将我和李娴的关系告一段落，或是愈陷愈深？我没有把握。
我相信，这世界上很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爱情，就是这么拖着、拖着，好死不如赖活。没有第三者，也没有其他新的旗鼓相当的谈情对手，只好守着感情的残根败叶，至少不会寂寞。
接下来的几天，我上午逛博物馆，下午则混到“Les Deux Magots”来，点一杯拿铁和起士蛋糕，歇歇腿，吃点喝点，补充体力。
旅游资料上记载，这家咖啡馆创始于1875年，由家俱店改装而成；曾经是“超现实派艺术家”的大本营，50年代则是“存在主义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
它的外观和巴黎一些有历史的咖啡馆并无太多不同，深绿色的雨棚上花木扶疏，有几张桌子摆到街边成为一整排的露天咖啡座。最特别的是咖啡馆里面大厅中央的柱子上，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悬挂着两尊老者的雕像，身着“中国古代清装”，据说是一种产品的商标，因而得名。
离开巴黎前一天下午，当我望着那两尊双叟雕像发呆时，竟有一位很有日本味道的女子主动过来攀谈。
“嘿！我看你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喔！”她说一口流利的华语，音调很低、但很甜。
“喔？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讲这句话时，我的样子一定很驴。
“日本人也有会讲华语的呀！朋友们都叫我法兰西丝！”她讲话调皮的程度，比起刚陷入情网时的李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双方交谈甚欢，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她没有认出我来。这是我成名之后的心理恐惧，当有陌生人在公开的场合大声叫出我的名字时，总令我万分窘困。很少注意唱片界消息的她，连叶姗是谁都搞不清楚，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吗？这家咖啡馆非常有名，像王尔德、波伏娃、海明威等名人，都是这里的老主顾。”法兰西丝说。
“我思故我在，存在主义的味道，跟咖啡一样浓。”我回答她。
这显然启开她的话匣子，波伏娃名著《第二性》里头的名言，她都倒背如流。讲到王尔德这位距离现在一个世纪前的男性作家，她更是如数家珍。
“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这是她的口头禅。“当年已婚的王尔德，是个双性恋者，公然和许多美少年热恋，最后因为鸡奸男性罪嫌关进监狱，身败名裂。1897年他自我流放到巴黎，改名为瑟巴斯钦·梅尔诺夫（Sabastian Melnoth），死后葬在巴黎东边第十二区的一处墓园。王尔德被羞辱近一个世纪之后，伦敦政府官员才在1998年为王尔德建立纪念碑，镂刻着王尔德的名言：‘我们全都一无所有，但有些人得以仰望星星。’ ”
“我实在很钦佩你懂得这么多。”
“啊！我忘了告诉你，这些都是我吃饭的家伙啦！”她讲话有习惯性的尾音，拖得很长，甜甜的，有点黏人。“我是学历史的，来这里学艺术，没事的时候也会在旅行社打工，充当‘地陪’，就是台湾说的‘导游’啦！”
我告诉她我们这一团临行前被放鸽子的事，她显然十分吃惊，嘴巴张得好大。
“原来，你是唱片公司的人！”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打工的旅行社，就是赞助我们的那一家吗？不会是你吧？他们告诉我是一位男性的领队啊？”
“哦……没有啦……我，我不是很清楚耶！”她的表情似乎有点糗，脸色涨红，从脖子到耳根。
让面前这位刚认识的女子受窘若此，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了表示歉意，我主动邀她共进晚餐。她爽快地答应，但表示要回去换装，晚上七点，准时约在巴黎香榭丽舍区最具贵族气息的“Taillevent（泰乐逢）”餐厅见面。
巴黎的初秋，早晚已有凉意。约略迟到十分钟的她，身着一袭动人的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