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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灭亡后，中国在元朝统治下统一了，各民族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东北的女真人、契丹人，漠北的蒙古人，西北的维吾尔人，西南的藏、彝、白、僮（壮）、苗、瑶等各族人民，都处在这个统一政权范围内。最高统治阶级所属的蒙古族，过去只局限于在大漠南北游牧生存，同中原来往不多，现在则通过驻防、分封、屯田、从政等关系，大量迁居内地，吸收汉族文化。原来的契丹人、女真人，由于辽金两朝的会聚融合，多数都已汉化，元朝也称他们为汉人。这时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回族。他们原是居于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部分维吾尔、波斯和阿拉伯人，自唐代以来就有东迁者，蒙古西征后，中西交通大开，加之元朝和中亚、西亚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他们就大批来到中国内地，在和汉族人的多种交往中，他们仍保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汉族和其他族的新民族——回回族。回回族在燕赵地域也多有分布。
元朝统一全国后，消除了人为的政治藩篱，以大都（北京）为中心，逐渐产生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大都话。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记载，当时的大都话是把入声字分平、上、去三声，平声分阴平、阳平，从而奠定以后燕京话的基础。同时，建立了通向全国各地的驿站，仅漠北地区与中原间的驿站即达119处之多，南北大运河的重新开通，海上航运的发展，都大有益于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不少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科学家、艺术家都会聚于此，成为东方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大都会。
元朝统一政令推行于全国，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为“腹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设立行中书省，开创了以行省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建制，东北三省、西南三省、内蒙古、新疆、两湖、两广、海南等地都划入有关行省的管辖之内，并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为日后中国版图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北方民族
一、明代在北方的移民与蒙古族的关系
（一）明初对北平地区的移民
1。洪武时期的移民
明自洪武开国到永乐十五年的50年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移民，这是为适应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军事上的防卫需要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明初对北平的移民，首先是从北部地区开始的，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攻取宣德（今河北宣化）后，守将就曾上书朱元璋，请画久便之计，朱元璋下诏徙其民于固安、永清、顺义等县，废宣德府，改设宣府镇，遣将卒驻守。洪武四年三月，明将徐达迁顺宁（今河北宣化一带）、宜兴（今河北滦平县）二州之民户17274、人口93878入北平州县屯戍。同年六月，徐达驻师北平，又迁山后（指今宣化东南至辽阳这一广阔地带）民3。58万户、19。7万余口，迁“沙漠遗民”（“沙漠”是当时对今晋北和内蒙古地区的习惯称呼，“沙漠遗民”指北退后留下的吏民）3。28万余户，散居北平各处屯种。这几次小规模移民，意在稳定新收复地区的局势，割断故元势力同居民间的关系，无疑也有恢复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的经济目的。
明朝对北平地区移民的扩大，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后。这年九月，户部郎中刘九皋上疏说：“今河北（指黄河以北地区）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但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治今晋城）、潞（治今长治）二州之民往河北真定及河南彰德、山东临清等地。洪武二十三年又迁山西贫民徙居河北大名、广平及山东东昌府。
2。永乐时期的移民
北平是朱棣起兵的根据地，即位后又定北平为京都，这就促使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迁外省居民来北平地区，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仿朱元璋“培植根本”的做法，从南直隶苏州等18郡和浙江等9省简选3000殷实大户，充当宛平、大兴厢长；次年，迁江南富户于永平、河间二府屯种。这一迁江南大姓事，在河间府属州县方志中多有记载。
对一般贫苦农民的迁移，次数更多，规模也大。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刚即位就迁山西民以实北京，永乐二年、三年，两次迁山西民万户来北京地区。在《明实录》和地方志中所记的还有：永乐五年迁山西、山东民5000户往上林苑监；七年，迁青州民800余户往冀州；十四年，迁山东、山西、湖广流民2300余户往保安州；十五年，迁山西民于清河、南宫等地。永乐年间，因犯罪而遣发到顺天、永平、卢龙等地的人户也不少。
（二）明朝政府与蒙古族的关系
1。明初的民族政策
元朝崩溃后，大量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留居中原广大地区，朱元璋对蒙古族的上层分子，采取任官安抚的政策，令其在政府中任职为官，对蒙古官兵，或“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或“分补待卫”授为蒙古卫所“百户”、“镇抚”等官。对蒙古人民，则把他们迁到北京附近屯种，如上文提到的迁徙“沙漠遗民”。他们和汉人一起从事耕种，互通婚姻。
元亡以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经明初朱元璋时期的几次打击，内部分裂为三部：兀良哈部居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北部为鞑靼部；西部为瓦剌部。朱棣时又五次远征蒙古，使明王朝北边的统治得以巩固。
2。“土木之败”和“庚戌之变”
明代英宗正统时（1436…1449年）国势转弱，而蒙古实力却有发展。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率蒙军南下，明英宗带兵50万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被蒙军打败，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败”。也先乘胜挟英宗南下抵北京城外，明臣于谦率师列阵于九门外抵御，蒙军退走。
1455年，也先为部下所杀，瓦剌部衰落，鞑靼部兴起，统一了大漠南北，其首领俺答屡次率兵南下骚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兵犯大同，继之移兵东去从古北口南下，越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明嘉靖帝向俺答求和，俺答在城外掳掠男女金帛财物而去。俺答这次进围北京，在京畿之地骚扰达八日之久，使京畿人民蒙受巨大损害，明史上称为“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
3。明朝与蒙古关系的好转
明代隆庆时（1567…1572年），整顿了军队，多次击退了蒙古贵族的骚扰，俺答不得已转为与明朝讲和。这时明朝在张居正的主持下，也较好地处理了与蒙古地方政权的关系，封俺答为“顺义王”，称他为“中国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国赤子”，俺答妻三娘子也力主维护与明朝的贡市贸易关系。至此，明政府东自辽东、西至甘肃设立了许多贸易场所（名“官市”）全部通商，此外还有蒙古族与各族人民间的“私市”也设立开通。著名的马市，从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设立。马市市期为一个月，于每年末举行。马市完毕，在原地开放民市，由汉族商民与蒙古部民自由交易。马市开放后，蒙古输入的马匹数量迅速增加，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市之初的4年，宣府共贸易马匹25206匹，大同21839匹，山西14107匹，马价按等而论，分别为白银12两、10两、8两，以中马计，平均每年马价银须50万两以上。马市是官市，而民市上贸易的牲畜数量比上述官市的数量要大得多。蒙古族人民用牲畜和皮张换取内地的帛、布、米、盐、糖、茶和铁锅等生活用品。北部边境数千里地区“无烽火警”、“贸易不绝”。蒙古族与内地联系加强了，许多汉民进入蒙古草原，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与蒙古人民一起开发。俺答和三娘子允许汉人筑板升（房屋）居住。万历时，俺答和三娘子筑板升建城郭，明朝政府赐名“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市的旧城。
二、清朝时期的满、蒙、汉族
清代是以满族封建统治者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通过清政府的经营，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东南等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管辖的民族包括50多个，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在诸多民族关系中，北方的满、蒙、汉族关系是最为重要的。
（一）圈地和投充
清朝定都北京后，满州贵族、官员、八旗将士及其家小、奴仆等涌进关内，与满族同时进关的还有从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征发的士兵。清初，八旗士兵没有薪饷，为了安置这些人，清廷借口无主田地甚多，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是无代价的掠夺京畿地区汉族农民的田地。八旗贵族为了保持和扩大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满足他们奢侈享乐生活的需要，自然渴望获取大量的土地和占有更多的奴婢。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下令，不论有主无主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