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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孔子学说的；荀子的学说作用于汉学，而孟子的学说则作用于宋学。
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儒学，而不涉及心性哲理。因此，在玄学和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就遇到了困难，未能产生出有全国影响的大儒及其学说。而且，以宣讲理学为特色的书院也难以发展。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使燕赵的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自然呈现出了地域特色。它强调经世致用而忽视纯哲理的思辩，追求渊综广博而不尚清通简要，崇尚汉学而鄙夷宋学，主张兼收并蓄而穷其枝叶，长于训诂考据而疑经惑古。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产生了不少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荀子、崔浩、孔颖达、纪昀等人可为其典型代表。而他们的涌现则又使燕赵学术在儒学经典的整理、文献的编纂上成就斐然。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的学术成就明显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期和后期上。因为在这两段时期，汉学都占据着学术主导地位。
对燕赵学术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格局变化的问题。燕赵地区北部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相连。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南进，燕赵首当其冲。每当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燕赵地区时，燕赵的学术与教育便会相应地产生若干新的成就。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争正朔”的斗争，就使燕赵地区原本不太发达的史学迅速发展起来；而且由于官方控制的减弱，经学和私学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均定都北京。这一政治格局使燕赵地区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区，从而带有“京畿文化”的色彩。由于人文荟萃，燕赵地区的学术与教育也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清燕赵地区地方志的大量编修、近代新型学校的大量兴建，都是“京畿文化”的体现。
第一节 哲学
一、战国后期的赵国诸子
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时期，由于赵国在“合纵”抗秦阵线中地位的提高，“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战国策》卷五），赵国诸子异常活跃。兵家庞煖，名家公孙龙、桓团、綦毋子、毛公，法家剧子、慎到，儒家荀子往来于赵、齐、楚、魏等地，积极宣讲自家学说，鸣胜一时，与齐鲁学者分庭抗礼。其中，慎到、公孙龙、荀子尤为著名。
慎到（约前340—约前270年），赵国人。齐宣王时期，他在稷下讲学，负有盛名。齐湣王时，他离开齐国，“为韩大夫”（《风俗通义·姓氏》）。不久，他转赴楚国，为太子傅相。太子即位为王（楚襄王）后，他继续留在楚国参预政治谋划。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左右，他告老归赵。其后，大概死于赵国。慎到著有《慎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慎子》为42篇，《风俗通义·姓氏篇》说《慎子》为30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引《集解》说《慎子》有41篇。现仅存残本5篇，《群书治要》卷三七保存有2篇节本。慎到早年与齐人田骈、接子及楚人环渊一起“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后，他从道家中分离出来，成为著名的法家人物。慎到尽管从“大道”包容万物的思想出发，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但同时又极力提倡法制，并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在慎子的学说中，“势治”是其理论核心。《韩非子·难势》引用慎子的话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他极力反对“尊贤”，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所引《慎子》）慎到的“势治”理论，既是战国后期专制主义政治加强的反映，也是他对专制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概括，对后来的法家理论体系以及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公孙龙（约前330—约前240年），字子秉，赵国人。他长期在平原君家中做门客，曾一度赴燕，劝说燕昭王停止进攻齐国。著有《公孙龙子》一书，传说有14篇，实际只有6篇，参见庞朴《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即《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除《迹府》系后人编纂外，另外五篇均系公孙龙的名辩论题。公孙龙以倡说“白马非马”、创建“离坚白”学派而著名，与惠施的“合同异”学派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公孙龙在逻辑学上的贡献是首先对命题作了相当精致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了主语和述语的不同。例如，他在《白马论》中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在《坚白论》中，他分析人们对于“坚白石”的视觉和触觉的不同时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但是，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把一般和特殊的差别加以片面夸大，割裂了人的认识作用的统一性，结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诡辩。因此，《庄子·天下》说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荀子（约前325—约前235年），名况，字卿。因系西周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故又称孙卿。赵国人。荀子长期生活在赵国。齐襄王时，年“五十”的荀子“始来游学于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荀卿列传》）。其后，因受齐人排挤，荀子前往楚国，被黄歇（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遂在兰陵落户安居，死后也葬在兰陵。荀子的学问兴趣极其广泛，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教育都是他所留意和研究的对象。他的著述原有300余篇，后经汉代刘向校阅整理，编为32篇，名为《孙卿新书》。唐代杨倞又将其重新编排，定名为《荀子》。
荀子对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的墨家、名家、道家、前期法家，乃至儒家各派，除孔子、子弓等少数人以外，几乎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广泛批判。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批判，荀子才批判地接受了各家学派中他所认为合理的思想内核，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综合，创立了庞大而精深的荀学思想体系。荀子的思想是独具特色的。他吸收了老子和宋尹学派自然天道观的唯物主义思想，肯定了“天”是物质性的自然，其运行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的人性论与孔子不同，更与孟子相反。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道德不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而是社会的产物，从而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隆礼”与“重法”相结合的政治观，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学说，强调尊卑等级名分的必要性，主张“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荀子·儒效》）；从而提出了“王道”兼采“霸道”的政治思想，使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韩非、李斯是法家巨擘，也是荀子的学生。由此可见，尽管荀子思想的基点仍然是“仁”、“义”、“礼”，但却突破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思孟学派尖锐对立，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富于强烈的时代特色。
此外，在认识论、逻辑学、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领域，荀子也有重大建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燕赵地区的学术和教育都赋予了深刻的影响。
二、董仲舒与西汉新儒学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为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中年以前一直在家乡治学和讲学。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汉书·董仲舒传》）正因为如此，董仲舒虽与齐人胡毋生同为汉初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师，但其思想体系却完全不同于齐鲁儒学。董仲舒很崇拜荀子，曾作书赞美他。荀子的治学方法和政治思想确实也对董仲舒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发挥《公羊春秋》关于封建大一统的主张，创立了西汉的新儒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学说，由此而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
汉景帝时，董仲舒被任命为朝廷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从“天人感应”出发，对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充分论证，最后归结性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开创了此后2000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此外，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在外在规范方面对燕赵的学术发展倾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对策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相。不久，因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异事，董仲舒被逮捕下狱，后被赦免。其后，董仲舒又曾一度担任过胶西王相，因担心获罪而称病归家，“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
三、刘劭及其《人物志》
刘劭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