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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大量的汾、幽、蓟乐工被契丹掳走，把汉族音乐也带入了契丹。从辽阳、锦西、宣化等地的辽墓壁画的乐舞图中，都可以看到“大曲”的表演形式。
元明清时期，由于戏剧艺术的昌盛和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影响，燕赵的音乐歌舞也有较大发展。明人沈德符的《顾曲杂言》记载：“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行‘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元人小令到明朝时，已演变成民间小调。“数落山坡羊”起自宣大辽东三镇，在燕赵地区极为流行，以致“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顾曲杂言》）。同时，北京郊区的“插秧歌”、“桔槔水歌”以及燕赵地区的“弹词”、“鼓词”、“岔曲”、“鼓吹”、“吹打”、“十番”、“弦索”等民间音乐歌舞及说唱艺术形式也极为丰富，与戏剧和曲艺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起来。
二、燕赵杂技艺术
燕赵杂技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以摔跤表演形式出现的冀州“蚩尤戏”。在汉代“百戏”中，从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墓壁画的百戏场面看，这一时期的燕赵杂技艺术已基本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杂技艺术已趋于成熟。曹魏定都邺城，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都喜好百戏。曹叡“每逢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后赵石虎在邺城也是“殿前作乐，高结亘、鱼龙、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邺中记》）。北魏天兴六年（403年），道武帝拓跋珪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下诏“造五兵、角觝、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结亘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魏书·乐志》）。北齐时有“鱼龙澜慢、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文献通考·乐考二〇》）等杂技节目。这些节目已包含了马戏、魔术、手技、爬竿、走索等类型，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幽州地区的“戴竿”（爬竿）技艺十分精湛。据唐人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幽州人刘交戴长竿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天宝十载（751年），奚、契丹入侵，范阳守将向润容因兵少，见教坊中的戴竿、走索艺人矫健可用，便将他们组织起来出城作战。可见当时从事杂技的艺人数量之多。
明清时期，燕赵地区的杂技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人刘侗的《帝京景物略·高梁桥》记载了北京清明节的杂技表演。其节目有“扒竿”、“筋斗”、“钻圈”、“迭案”、“筒子”、“解数”等，极为精彩。清人李声振（清苑人）把自己在北京所见的100种民间伎艺写成100首“竹枝词”，取名为《百戏竹枝词》。其中，杂技节目有“口技、弄丸、吞剑、坛技、吞火、蹬梯、扇技、飞刀、射天球”等数十种。在当时的庙会、社火中，常有杂技表演。北京旧时的琉璃厂、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天桥等地都是杂技艺人固定演出的场地。燕赵地区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艺人。清朝乾隆年间的口技艺人“百鸟张”能表演各种鸟鸣，几可乱真。与他同时的“画眉张”则以善于模仿画眉叫声而享有盛名。河北的吴桥从清末开始，许多人便以杂技为业，家传世习，造就出了一大批著名杂技艺人，影响直到现今，被誉为“杂技之乡”。
第八章 园林、桥梁
燕赵大地古典园林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史籍资料上看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周。《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之苑，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乐戏于沙丘。”文中提到的沙丘苑台（今河北广宗县大平台）就是供帝王后妃“乐戏”的一座园林。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及其子在公元前295年曾游居沙丘，并发生了沙丘宫变。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于公元前210年东巡回返也病逝于沙丘平台，说明至少在秦时沙丘苑台还相当繁盛。古人模山建台不仅有娱乐目的，也表示了对山岳的崇拜，象征着一种不可企及的权势和力量。故尔，随周王室衰微，诸侯各霸一方，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建台设囿之风极盛，如楚庄王筑层台，吴王夫差筑姑苏台、赵武灵王筑丛台等。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随后是汉代秦而兴，秦汉实现大一统，宫苑之盛也空前未有。汉末魏晋时代，魏王曹操在邺都建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高耸凌空，气势宏伟。魏晋还是士人园林得到发展的时期，并以诗情画意般的格调和情韵影响到皇家园林的景观设计。唐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阶段，不仅皇家园林，而且地方州郡园林也有显著发展，如正定的潭园、定州的众春园等，皆名冠北方。
中国造园的一系列手法在唐宋时已逐渐发展成熟，园林景观体系也更加完美。魏晋以后，尤其唐宋，造园者刻意追求园林与大自然相融合而形成的意境是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征之一，发展到明清更是如此。
自元至明清，三朝的全国性政治、文化中心都在北京。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已步入末期，但以北京的自然条件与几千年来古典园林建筑的丰富经验相结合，创造出了代表最高艺术成就的京都皇家园林，在燕赵大地再度出现园林艺术的繁盛局面。
桥，“水梁也”。原始的桥梁以石块或树干搁置河道上以便通行。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豫让桥在燕赵大地最为著名，有清光绪碑石立于遗址（今河北邢台市北郊）。魏晋时代，邺都城内有天宝桥横跨漳渠，水自桥下东流入湟水。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军事斗争的需要，各式各样的桥梁纵横在河道湖池之上，造桥的科学性和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建于隋代的赵州大石拱桥——安济桥就具有创新特点和重大的技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桥梁史上都有典型意义。唐宋辽金时期，以卢沟桥在中外负有盛名，有关“斩龙剑”的神化传说都具有科学的内涵。明清间的桥梁更为多见，举凡邯郸“学步桥”、保定“伍仁桥”、沧州的“杜林桥”、衡水的“衡水石桥”等，虽已历经数百年，但至今神韵犹在。
见载和流传至今的古园林、桥梁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永不磨灭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明清以前著名的园林
一、武灵丛台
沙丘苑台已无迹可寻，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武灵丛台至今有遗迹可考。《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前187年）“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这是丛台之名最早的记载。唐颜师古注曰：“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又据《水经注》：“（牛首水）又东迳丛台南，六国时赵王之台也。”丛台上原建有天桥、雪洞、妆阁、花苑诸景，规模宏大，似人间奇观：“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壮丽奇特，名扬列国。世传丛台建于赵武灵王，故习称武灵丛台，时为观看军事操练和歌舞娱乐的地方，正所谓“台上弦歌醉美人，台下橐鞬跃武士”。台址在河北省邯郸市区东北，沁河南畔，现仅存一台，高26米。
赵国原是列国中的弱国，赵武灵王即位后，下令变服，教民骑射，以30年的武功而取胡地灭中山，开拓疆域，消除边患，完成了先世未竟事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强国的经远之策，丛台就是赵国革新图强的历史见证。古今凭吊者，无不追慕英雄本人及其业绩。
汉代，丛台是汉之赵国的景物，其历史意义远非当初，主要供游乐而已。东汉初年，以战争为直接原因，邯郸城开始衰落了，丛台也逐渐荒芜湮没，昔日之胜迹已多不存在。唐代诗人岑参诗曰：“客从长安来，驰马邯郸道；伤心丛台下，一旦生蔓草。”李白《照眉池》诗也有“回首丛台尽荆棘”的描述。不过，一直到宋金时期，台上仍有残破的亭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武灵丛台遭到过无数次天灾人祸的破坏，到明清时有过大规模的修复，但已非原貌。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建据胜亭于台上，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于台上建行宫，道光十年（1830年）大地震严重破坏了丛台建筑，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进行重修。丛台中间夯土筑城，外包青砖，高26米，东西长59米，南北宽22米，台前两侧有砖道，直通台顶。其上有明建据胜亭，门额上书“武灵丛台”四个大字，远眺丛台全景仍有威武雄壮之感。
二、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
曹操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初入仕，志本不广，“欲为一郡守”而已，但在东汉末的纷争兼并局势中，却成了割据的群雄之一。他戎马半生，以政治家的广阔胸襟、卓越的军事才干，击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中国的基础。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称魏王，都邺。此时，曹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邺作为王业本基，城建巍峨壮观，精舍飞翠，高楼连云。建安十五年（210年）作铜雀台，建安十八年（213年）在铜雀台南作金虎台，次年又筑北台，曰冰井台。左思《魏都赋》曰：“三台列峙而峥嵘也。”《水经注》载，邺城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余间，屋顶“云雀踢甍而矫首，壮翼擒于青霄”。金虎台高八丈，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炭，又有粟窖及盐，以防不测。三台中，以铜雀台为最，台高“拟华山之削成”，其雄伟高峻之势象征了魏王的气魄和权势。曹操雅好文学，自己也曾写过《登台赋》借以抒发情怀。东汉末出现了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