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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注《道德经》。幢体上为一莲宝盖，其上为幢顶，呈屋顶状，八角形，用一巨大青石雕成，雕有脊、瓦垅、檐板、飞檐和檐椽，角梁之下有斗拱承托。造型简朴，典雅美观。
易县道德经幢是全国保存较好、形体较大的道德经幢，它对校译老子《道德经》，研究唐代道教及其有关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
邢台道德经幢是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邢州刺史李质遂所立。“文革”时期遭破坏，现仅存两块幢体，字迹清晰可辨，存于邢台市南长街办事处后院内。
第二节 佛教
创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燕赵有广泛影响。中国佛教的诸多流派如成实、涅槃、毗昙、净土、律宗、禅宗、华严宗等在燕赵均有流传。成群的佛寺，高耸的佛塔，是佛教文化在燕赵大地广为流传的历史见证。
一、佛教在燕赵的传播
（一）佛教的传入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十六国时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邺城，受到石勒、石虎尊崇，佛教自此开始在燕赵大规模传播，“中州胡晋，略皆奉佛”，“皆营造寺庙，竞相出家”（《高僧传·佛图澄传》）。佛图澄前后门人近万人，所历州郡，兴建佛寺893处，邺城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
佛教传入不久，燕赵便出现两位著名僧人。道安（312—385年），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市）人，佛图澄弟子。道安一生总结前人译经，撰写《经录》，为佛教寺庙定立规制，划一僧人姓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竺道生（355—434年），俗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幼年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曾游学庐山，受业于僧伽提婆门下，后入长安，拜鸠摩罗什为师。竺道生一生翻译、著述颇多，他所提出的“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影响长达数百年。
东魏北齐时，佛教传播很快。不仅帝王信佛，清河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河间邢氏、勃海刁氏等世家大族也都信奉佛教，南北响堂寺、雀离佛寺等著名寺院相继建立。据《大唐内典录·历代三宝记》所载，邺城内寺观达4000所，僧尼8万人，佛教极盛一时。
（二）隋唐佛教与临济宗的创立
隋唐时期，燕赵佛教发展较快。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京师、并州、相州等地“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隋书·经籍志》）。唐代，燕赵佛教继续发展，各宗各派，名目繁多。唐朝后期，禅宗分为南北二派，不久南派又分为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临济宗始创于燕赵。
慧能六传弟子义玄，受法于洪州黄檗山希运，唐大中八年（854年），他来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在滹沱河边建立临济院，广接徒众，创立临济宗。咸通八年（867年），义玄圆寂，敕谥慧照禅师。慧然辑录他的语要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简称《临济录》。
临济宗“应机”多用“棒”与“喝”，棒打喝斥成为其交流某种道理的中介，时称“棒喝”。义玄接引学人，有三玄、三要、四料简之法。三玄即“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三要与三玄配合，指示言说不失本宗的要点。义玄把三要三玄的理论基础概括为“得意记言”。“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为四料简，意思是说义玄的言说全在临机发挥，没有定规，但并不因此迷失本宗。义玄的宗旨，便是打破一切枷锁，他认为，佛即是心清净，法就是心光明，道则是所思所行“处处无碍”。因此，真正的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义玄号召“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禅宗反对偶像，轻视教条的风气，至此达到顶端。
因临济宗不需要繁琐经典，也无须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流传日广，元、明、清时期，临济宗以绝对优势在汉地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南宋时，临济宗传入日本，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藏传佛教
公元七世纪左右，佛教传入西藏，此后，佛教与西藏地方宗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时期，蒙古军进入西藏地区，而藏传佛教却开始传入蒙古地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称大汗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命其统天下释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自开平迁都燕京，于中央设总制院，以“掌天下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治之”，任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同年秋，忽必烈从八思巴受佛教秘密戒，正式皈依藏传佛教。蒙古后妃、皇子和诸王、贵戚等接踵灌顶受戒。1269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忽必烈在燕京称帝后，更加热情地扶植藏传佛教，在大都、中都开平、上都和林等地，大量兴建佛教寺院，八思巴在大都举行盛大法会，藏传佛教在燕赵地区迅速传播。
明代，皇室提倡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京畿地区继续发展。永乐晚年，“在京僧寺，多有番僧”。武宗、神宗之世，尤宠藏僧，京师诸寺法王至禅师437人，喇嘛诸僧789人，亲近武宗的番僧与权贵结成一伙，以兴佛寺，“瑙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指北京）城十之一二”（《广志绎》）。
十六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最大教派格鲁派（又称黄教）开始在燕赵北部的蒙古地区传播，蒙古土默特俺答汗首先皈依黄教，在库库和屯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供奉八宝装饰佛像的甘珠尔庙，内蒙古出现第一座黄教寺庙。此后，著名的黄教寺庙大召寺、席力图召等在呼和浩特相继建成，呼和浩特成为明末清初黄教传播中心。万历十五年（1587年），达赖三世索南嘉措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从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图门汗长孙林丹汗等信仰藏传佛教，在察哈尔部建立许多藏传佛教寺庙。十七世纪初，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清奠都北京后为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尤重喇嘛教，1652年，五世达赖应顺治帝之约来北京，受到顺治帝优厚礼遇，并得顺治所赐金册金印与封号，此后北京地区的喇嘛越来越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迎接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政府，在蒙古故地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清圣祖组织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内外喀尔喀12部参加会盟，为尊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在多伦诺尔建一座喇嘛教寺院汇宗寺，多伦诺尔很快发展成喀尔喀蒙古朝拜的宗教中心。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圣祖召一世章嘉到北京，驻锡法源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来到北京，清高宗先在承德避暑山庄淡泊诚敬殿和万树园等地设宴隆重欢迎，后回京在南苑德寿寺亲切接见。六世班禅在京驻锡西黄寺，在那里传经说法。顺治至乾隆诸帝时期，漠南蒙古多伦诺尔、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地新建许多寺庙，僧人激增，一些上层喇嘛被敕封为呼图克图、国师等封号。到清末，漠南蒙古“旗旗有庙”，藏传佛教寺庙达千所之多。藏传佛教成为燕赵最有影响的宗教教派。
二、佛寺、佛塔
（一）佛教寺院
佛教寺院是佛教徒活动场所，它既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产物，同时也是传播的载体。佛寺建筑需耗费巨大资财，除佛教徒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建寺外，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统治或宗教的目的，也在佛寺建筑上投入巨大的财力。燕赵佛教寺院体现了燕赵佛教文化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基本内容。
1。五台山寺庙群
五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它和峨眉、九华、普陀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北魏孝文帝时，五台山修建了大孚灵鹫寺，清凉寺、佛光寺、观海寺等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建成。此后北齐、隋唐到明清，五台山寺庙屡有修建，形成庞大的五台山寺庙群。台内现存寺庙37处，各寺建筑壮丽，雕刻精美，壁画彩塑到处可见。五台山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隋唐时已声名远播，中唐时五台山图传到日本，后又传到敦煌，画进了敦煌壁画。唐宋以后，日本、印尼、尼泊尔等国僧人与五台山均有来往。
现存五台山寺庙群的分布，台怀中心区有显通寺、塔院寺、罗睺寺、万佛寺、广仁寺、善财洞、黛螺顶、文殊寺、灵应寺、普化寺、圆照寺、菩萨顶、三塔寺、殊像寺、广宗寺、三泉寺、寿宁寺、慈福寺；台怀北部有碧山寺、集福寺、七佛寺、广华寺、普寿寺；台怀南部有南山寺（包括极乐寺、善德堂、佑国寺）、万佛洞、镇海寺、观音洞、龙泉寺、金阁寺、古佛寺、海会庵、普济寺、台麓寺、千佛洞等。在这些寺庙中，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罗睺寺、金阁寺最为著名。
显通寺位于灵鹫峰脚下，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时称大孚灵鹫寺。唐武则天时更名大华严寺，明太祖时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清时重修，形成现今规模。寺宇面积8万平方米，各种建筑400余间，中轴线上有7座大殿，自南向北依次为观音殿、文殊殿、大佛殿、七处九会殿、千钵殿、铜殿和藏经殿。七处九会殿为一座砖结构建筑物，取释迦佛曾经于七处讲经九次之意而命名。因殿内供铜铸毗卢佛圣像，又称无量殿。此殿型制奇特，宏伟壮观，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位于中轴线后部的铜殿是一座罕见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