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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夫人。”
“失去知觉。”昂热拉说。
“什么？”
“到时候咱们要喝得失去知觉。”
“噢，是的，那当然，彻底失去知觉。”费尔南说。
“另外，”我说，“您一定是口渴了，先生。您想喝什么？”
“可是先生……”
“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昂热拉说，“咱们全是朋友。好了——站在吧台旁来一杯？”
“多谢了，两位。”费尔南说，走向后面的酒吧。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仍在那边等桌子空下来。他指指我们，得到了满满一大杯香槟。
费尔南举起他的杯子，声音洪亮得全饭店都能听到，但是没有人抬起头来，他冲我们喊：“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Le chaim！”昂热拉回喊道。我们举起杯子。
“再来一杯？”我问。
“Le chaim！”费尔南喊道。
“是的，再来一杯。这个家庭曾经很富有。父亲死了。后来，费尔南和他的母亲就一贫如洗了。您穷过吗，卢卡斯先生？”
“是的，”我说，“穷得很。”
侍者拿走了鸡尾虾。烤牛排端上来了。
“我也曾经非常穷。”当我们开始吃时，昂热拉说，“当然是一开始。当我在巴黎学画时。”
“您的父母……”
“他们死了。”她迅速说，“是的，当时我非常穷。但不久我得到了订单有了钱，一大笔钱。这肉您吃得来吗？半熟？您喜欢这样吗？”我点头。“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信任了一个男人。他说，他要拿我的钱去股市上投机。”
“你信赖了那个男人？”
“我爱过那个男人——您知道，那时候会多么轻信。他拿着我的钱溜走了，我身无分文地坐在那儿。今天我又好起来了。但我今天小心得多了。我对您讲过，我把我所有的都换成了首饰。我节俭、多疑。我永远不会再把我的钱托付给男人。”看到她大方、饥饿地吃着，我觉得真美。
“如果再来一个让您爱上的男人，您当然又会这么做。”我说。
“爱情的事我可以料想得到，”昂热拉说，“在这上面我不走运。什么是爱情？一件空洞无物的东西。然后男人们离开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离开男人们。当然，如果正常的话，他们会不时地相互需要。但您说这是爱情吗？”
“不是。”我说。
“您看，”昂热拉说，“Le chaim！”
“Le chaim！”我说。
22
在我们桌上做苏泽特小煎饼时，侍者点燃了酒精，一道火焰蹿升得老高，昂热拉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这总是令我激动。”她说。
“您爱火焰吗？”
“对，非常喜爱。”她说，“多年来我就在试着画火焰。我没有成功。”
一个衣衫褴褛、赤脚的女孩走进来。女孩身前挂着一只编织篮，里面有五六只布做的动物。那女孩苍白瘦弱，眼睛哭得肿肿的。她一桌一桌地走。现在，她站在我们面前。
“一只也没卖掉吗？”昂热拉问。
小女孩愁容满面地摇摇头。她的双脚沾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你的动物多少钱？”
“十法郎，夫人。”
“我买只驴子。”昂热拉说，给小女孩一张十法郎的纸币。
“我买只熊。”我说。小女孩点点头，没有道谢，又挎着她的篮子走开了。在门口，她跟那个卖彩票的费尔南撞在了一起。他在那里稍微躲一躲炎热，又往前走了。我看到，他在跟那个小女孩讲话。他们并肩走向“卡尔顿”酒店。昂热拉这时已经检查了两只小布动物。
“驴子裂了，”她说，“锯末漏了出来，一只耳朵差不多扯掉了，而且很脏。”
“这只熊也脏，”我说，“非常、非常的脏。它的毛磨掉了。咱们就把它们留在这儿吧。”
“噢，不！”昂热拉说，“不！我将我的驴子送给您，您把您的熊送给我，咱们俩把它们保存好。”
“保存起来干什么？”
“哎呀，不干什么。迷信罢了。”昂热拉说，“我将把您的熊系在我的车子里。您也会保存我的驴子吗？”
“肯定会，”我说，“作为对这一天的回忆。”
“不，”昂热拉说，“作为对那个我们还很贫穷很年轻很幸福的时候的回忆。”
23
当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走进来时，我们已吃过奶酪和喝过咖啡，正在喝一杯助消化的阿尔玛白兰地。他身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裤子，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他转头寻找座位，没找到，看见了昂热拉和我，就快步向我们走来。
“昂热拉！”他吻她的手，冲我点点头，“我可以坐这儿吗？”
“当然。”我说，转向侍者，“再给先生来一杯白兰地。”
“你们认识？”我问维阿拉。
“认识多年了！”他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你好吗，昂热拉？”
“好极了。你呢？”
维阿拉说：“你知道的，我在检查游艇爆炸案。我一直到刚才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我还没结束。但最迟明天我就能说出，那是种什么炸药，从哪儿来的。”侍者为维阿拉拿来一杯阿尔玛白兰地。“我倒过来开始。”他说，“这是特洛伊斯·克莱夫斯酒，我最喜欢的牌子。已经喝过一点了吗？”
“是的，”昂热拉说，“已经喝过一点了，劳伦特。”
“等我们解决了这个案子，”维阿拉说，“请你们允许我在这儿请你们吃饭，就我们三个人，怎么样？我喜欢您，卢卡斯先生，昂热拉又是我的老朋友，亲密的老朋友。你们接受吗？”
“很乐意，劳伦特。”昂热拉说，将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这让我心里陡然充满了妒忌。“可现在我们得走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明天一大早给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维阿拉对我讲，“请您祝福我。”
“我会这么做的。”
我们走时，劳伦特在昂热拉脸上象征性地吻了一下。当我结账时，他们彼此交谈。
我回头看。昂热拉仍在跟维阿拉交谈。然后，昂热拉向我走来，挽住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费利克斯”，走向她的车。
“您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事！”
“没有，真的没有，黛尔菲娅夫人。”
“请您叫我昂热拉。我叫您罗伯特。请您现在告诉我您是怎么了。”
“这是个可爱的家伙，这位维阿拉。”我说。
“啊！原来是这样。”昂热拉说，“对，很可爱。最可爱的人之一。”
“是的。”
“您想知道，我有没有跟他睡过觉。”昂热拉说。
“什么话，这是……不，夫人……”
“昂热拉。”
“不，昂热拉，这我真的不想知道……您跟他睡过吗？”
“睡过几次，多年以前。”当我们经过凡·克莱夫分店时，昂热拉说，“不行。我们……我的天，我们根本不合适。于是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将这样做下去。放心了吗？”
“我没有权利放心或不放心！”
“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
“请您原谅，我不应该这样。”我说。
我们来到了她的车前。车里热得跟地狱似的。我旋下我这一侧的车窗。昂热拉在手套格里找到一根线，果然将那只孤寂的小熊系在了反光镜下。又有豪华车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
我望着昂热拉，看她固定小熊，说：“拉克洛斯先生告诉了我一些数字。”
“什么数字？”
“有关他和我要在此打交道的那些富人。比如说，在美国，百分之二点五的人统治着三分之二的经济。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场通货膨胀，都会让他们富起来，而其他所有人却越来越穷。”
“是啊，”昂热拉说，“这话他也对我讲过。现在它挂牢了，这只小熊。”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对它非常感兴趣，卢卡斯先生。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猜，您也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我说，“如果不是傻瓜，如今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但咱们俩是有点歇斯底里的社会主义者，我的亲爱的。”昂热拉说，“比如说我吧，我靠这些‘大富豪’生活。您住在一家‘大富豪’的酒店里。咱们刚刚在一家穷人们不会进去的饭馆里吃过饭——若在从前咱们俩谁都不会进去的。我有一种感觉，您在此碰上的无限财富给您的印象有些太深刻了。”
“一点也不，您这位沙龙女社会主义分子。”我说。
“就是，就是，您这位沙龙社会主义分子。”她说，“咱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咱们乐于生活优裕，但还是想做社会主义者？”
“行。”我说。
“您要是想想这痛苦的世界，这算不算歇斯底里？”
“是的。”我说，感到左胸侧微微地疼。
我迅速地偷嚼了两粒硝酸甘油胶囊。
“您在干什么？”昂热拉马上问。
“这是一种饭后我总要服用的药。”我说。我们沿十字架路往上开去。没有一丝风。
24
昂热拉只将车开到“庄严”酒店。这里站着一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魁梧男人——一位泊车师傅。昂热拉下车，我也下车。那位泊车师傅名叫泽尔热。他使劲握着昂热拉的手。从交谈中我听出来，当昂热拉要在城里呆上较长时间时，她总是把她的车停在这里，停在清凉的地下车库里。两个人谈起了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场举行的上一场赛马。我走进大厅，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勃兰登伯格还没回电，没有什么给我的消息。
我走回室外。我把那个脏兮兮的玩具驴放在看门人那儿，他把它塞进了我的保险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