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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九
33
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们又沿着海边行驶，经过它的沙滩、岩石和众多美食店。我们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在这次途中几乎没讲几句话。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套装，没有化妆。她把车停在候机大楼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关口。她的眼睛不离开我，但是她不再讲话了。直到告别时她才说：“我在上面，在第二个参观台上。”说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护照和海关检查，被全身检查，因为劫机正是一大时髦。我的飞机已经在呼叫登机了，当我走向开往跑道的汽车时，我转过身，看到昂热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个参观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挥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师三年前对她讲的有关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对她的亚洲人脸孔所讲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难看，往回挥手。这下她笑得更厉害，挥得更起劲了。我左脚疼。我最后一个走进汽车。它迅速开动，开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当我再次下车时，我能清晰地看到穿着白套装的昂热拉。我再次挥手，她也用双臂往回挥动。我挥了那么长时间，直到空中小姐请我登机。
我盯着机外的大海。飞行员将笨重的波音飞机陡地拉高。“请勿吸烟”的牌子熄灭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药片。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来。那是我在昂热拉的藏品中欣赏过的那只可爱的乌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进我衣袋里的。
昂热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阳突然强烈地穿透机舱窗户，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现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热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紧了那只小象。我们的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向北飞去。左脚仍在疼。
34
巴黎下着雨。
杜塞尔多夫下着雨。
一个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围着我。我冷。这回我又穿错了西服。在巴黎的时间太短了，但我从杜塞尔多夫的洛豪森机场给昂热拉打了电话，通过自拨系统很快就通了。她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喂！”
“我是罗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谢天谢地！”
“我……我想为那只象道谢，昂热拉。您把它送给我，让我很高兴……真的，非常开心。当我这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35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cover和coverage这两个词为什么打动了您……”我刚开口，古斯塔夫就马上打断了我：“现在你先住口。弗里瑟先生是专门从波恩赶来参加这席谈话的。”
“星期天？事情这么急？”
“没有比这更急的了。”弗里瑟说。他的声音悦耳。
“弗里瑟先生对我们的案子也感兴趣。”
“兴趣浓厚。”弗里瑟说。
“你在戛纳调查的那桩罪行，那艘爆炸的游艇，十二个人死亡——现在又有了第十三个人，这位专家，他叫什么？……”
“维阿拉。劳伦特·维阿拉。”
“这位维阿拉，我马上就嗅出来，这是一桩有着经济背景的罪行。一桩经济犯罪。一件白领兽行。其范围之广甚至连我都无法想象。我原来不知道，弗里瑟先生已经对赫尔曼和他的生意感兴趣较长时间了。现在我们决定共同合作。为了让你理解事关何事，弗里瑟先生得向你作出解释。很复杂……”
“我将尽量介绍得简单扼要。”从波恩财政部来的那个人说，“您看，卢卡斯先生，我们今天有着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已不是秘密。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控制它，将会出现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大灾难。它将至少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严重。”他讲起话来总是平静、安详、中肯，只有从他紧张的脸上才能看得出，他讲的话是多么地令他不安。“我还想事先说明，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世所能有的最卑鄙的盗窃，因为像我们此案里一样，对那些知情、残酷并且肆无忌惮地利用它来谋取私利的人，法律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要对付的是猪猡。”勃兰登伯格说，把爆玉米花塞进嘴里，“这就是说，我们得对付他们。”
“这场通货膨胀和您所讲的危险是如何产生的呢，弗里瑟先生？”我问，很不合逻辑地想起昂热拉家厨房里的凳子。我曾经坐在那上面，看她做色拉。
“您看，”弗里瑟说，“如今全世界有高达七百亿左右的美金闲置着。七百亿！您能想象这么个数字吗？”
“不能。”我说。
“谁也想象不到。可事实就是这样。这七百亿制造了这场不幸的一部分。”
“首先，它们从哪儿来？”我问。
“从那边的大康采恩，从私人银行，从大银行，从最强大的投机商。它们产生于美国的所谓‘赤字消费’。”
“这是什么东西？”
“美国仍然是进口高于出口。因此，越来越多的美金流往国外。美金还是世界上的主导货币。长期以来，它一直就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可美国人如今很不愿意贬值。要不然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将对俄国人有益。他们有大量的黄金矿藏，随时可以抛向市场。比方说，因此，美国人也被禁止购买美国日渐减少的金子。我们可以，瑞士人可以，美国人不允许。另外，我坚信，很快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美金危机，美金到时候必然会贬值，也许会贬值百分之十。这还远没有完！不过继续说吧：如果光是美国的康采恩或事关跨国公司，那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可以在我们这儿购买德国的股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普通的美国人，若想得到德国的股票，就得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税。”
“这可真是卑鄙。”我说。
“一种完全合法的卑鄙行为。”弗里瑟说。
“到底什么是跨国公司呢？”我问。
“那些企业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设有分厂，这样在哪里都不会被当成外国人——他们却不必感到对这些国家承担任何义务。正如所讲的，合法。只要这些国家本身不反对，不采取措施，我简直想讲，听任这些跨国公司勒索，闭上眼睛，它就合法。而对外国的每一位私人，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可这是些什么法律啊？”我惊愕地说。
“人人平等，”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满嘴爆米花，“可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现在这七百亿闲置的美金在干什么呢？”弗里瑟强调地问，“它们存放在银行里，它们被用来在外国投资建厂或用于收购，它们总是被投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也就是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