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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连吸了半包骆驼牌香烟，然后，开始沉声不响地、一件一件地脱下自己的衣裳，只剩下 一条遮羞的短裤。他赤条条地站着，像健美表演那样，时而正面、时而侧面、时而背面地向 特工展示他布满全身的伤疤。那是数十个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伤疤，有的像一个个紫黑发 亮的铜镜，有的像蹩脚的裁缝用粗大的针脚缝起来的一张张歪三扭四的嘴巴，有的像是被钻 头钻过以后再也没有复原的揪巴着旋涡的洞口，还有点、片状伤疤组成的奇谲瑰丽的图案， 如天女散花，如满天闪烁的星斗。他袒开手臂，挑衅地望着特工，说：“我这一身美丽的花 骨朵，是狗咬出来的吗？”他又把大腿翘到了审讯桌上，举起了少了两个脚趾头的右脚、摇 晃着小腿骨上一块红赤赤的镜子，“这是‘徐蚌会战’的纪念，还好，还能叫我一颠一拐地 跑回来当当‘匪谍’！”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只剩下这里还少挨了一枪，下手吧，伙计们 ！立正，枪上膛，瞄准射击！……哈哈，老子革命成功了！哈哈哈哈……”他觉得头昏目眩 ，猝然跌倒在审讯室里。
当他醒来的时候，星星正爬在树叶上向他眨眼。他发现自己躺在亚热带的阔叶林里，衣服堆 在他的身上。派克金笔却摸不着了，那是他惟一值钱的东西。
他向树林外边踽踽走去的时候，深信对他的审查已经结束，但他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 缉私队的队籍和户籍。以他为“楷模”的缉私队队长见了他，也像是见了麻风病人似地说了 一声：“请保重！”就匆匆走开。他开始学会不是为了他的蒋校长而十分亢奋、十二分激昂 慷慨地活着，而是站在街头，为兜售一种名叫“红茶饼”的东西练习歌喉，用接近于“黑头 ”的唱腔叫卖，以类似狞笑的微笑拉拢逃之夭夭的顾客。
姨父和三姨都搞不清楚“红茶饼”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可以想象出一位三十四岁的上校团长 伫立街头，挺直了军人受过枪伤的腰板，用喊惯了口令的嗓门儿叫卖“红茶饼”或是叫卖其 它任何“茶饼”的样子。
“你不该向战俘教导营出示证明。”三姨在责备姨父。
“不，那是我们对石子应尽的义务。”姨父说。
在他们经历的年代里，事情的因果关系常常被搞得一塌糊涂。
贺石终于失去了叫卖“红茶饼”的可能。兜售“红茶饼”的地摊被整饬市容的警靴踢飞了。 他决定用一种比警靴消灭“红茶饼”更加简练的方式结束自己。他空着肚子在海湾散步，看 到了一块其高度和形状都比较合乎要求的礁石。他爬上礁石，对自己爬行的样子感到不满， 又挺直了身子，从礁石上跃起，团身翻，头朝下插进了海水。
“你不该这样！”姨父说，“这不是你的性格。”
“是哩。”贺石说，“渔民帮助我改正了错误。”
渔民把他当成一条大鱼打捞上来，放在一块马鞍形大石头上，让他俯卧出马鞍的形状，挤压 他的肚子，迫使他吐出一肚子咸涩的海水、还有少许苦涩的胆汁而绝对没有食物的残渣。一 群黄埔军校的校友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为他号啕大哭，为他奔 走呐喊，呐喊声感天动地。他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分得到了认可，得以享受了毕业分配时 的少尉待遇，接着就办理了退伍手续，成了拿少尉退休金的退伍军人。
明叔在人民武警部队工作的小女儿来看望从台湾回来的大伯，大伯盯着小侄女的肩章，眼睛 唰地一亮，“啊，你也是少尉，你跟你大伯是一个阶级！”
这位大伯刚刚领得了一个退伍少尉的津贴，就对一个怀抱幼儿、流落街头的寡妇产生了悲悯 之情。寡妇的丈夫也是一个败退孤岛的军人，不知因何种罪名病死狱中。贺石用退伍少尉的 津贴承担起扶危济困的责任。这位寡妇就是偕同贺石回大陆探亲的夫人。
“我知足，我很知足！”贺石劝慰久别重逢的亲人，“事后想一想，我对老蒋、对‘党国’ 也有不忠诚的时候嘛！”他用肩膀碰了碰堂弟，“我窝藏过共匪要犯嘛！我们都还活着，而 且见了面，我就很知足了！”
他从行囊里取出一个金戒指，送给我三姨。
三姨说：“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二个金戒指了！”
“那么，第一个金戒指呢？”
“那是在四一年嘛，我把它串在裤腰带上，后来就成了我们的革命经费。”
“啊，怪不得我打了败仗！”
大家笑得爽朗，却也笑得苦涩。
深夜，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候，堂弟与堂兄悄悄出现在客厅里。只有一盏落 地灯伴着两位老人，用柔和的灯光阅读他们脸上的历史。
“石子，你为我受苦了！”
“你为我受苦了，胜子！”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胜子说：“我梦见咱爷了？”
石子说：“我去坟上看了，咱爷在黄土底下还攥着咱俩的红项圈哩！”
一九九七年三月，贺石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二岁。
贺石临终前，在病榻上给我姨父打电话说：“胜子，关爷派周仓来叫我了，我要先走一步了 。”姨父说：“你说过还要回来哩，怎能走了呢？你要给周仓说说，你还不到跟他走的时候 。”贺石说：“周仓说，他就是带我回去哩！”
我没有见过贺石大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去看望姨父时，才得知贺石大伯已成古 人。姨父问我，你知道台湾新党的F先生吗？我说知道，常在报纸和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一 个长得很帅气的中年人，是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姨父说，他就是贺石抚养 成人的养子，曾留学美国，拿到了两个学位，当过蒋经国的秘书，眼下，正为两岸的统一奔 忙，很有出息。
我到坡底镇看望了狗娃夫妻和留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女儿。狗娃表弟也有五十多岁了，两鬓已 经斑白。他领我去看了关爷庙，那里仍是镇上的小学。正是放学时候，我们进了大殿。阳光 从雕花的窗棂里斜射进来，把扑朔迷离的光斑和一根根老柱子的阴影印在地上。大殿里静悄 悄、空荡荡的，好像仍旧是聚会的地方。地上铺着清朝乾隆年间的方砖，却留着一大块没有 铺砖的黑土地面。狗娃表弟说，那是当年关爷站的地方，大殿小修过几次，怕关爷回来找不 到地方，就留着这块黑土，让关爷回来时落脚。
出了关爷庙向东，在村边小河岸上，有狗娃表弟的长长一绺“责任田”。麦苗绿茵茵的，长 得很旺。他在地头拔了一株野草说，这草小名“毛毛狗”，大名野麦穗，活得可泼皮了。我 问他，草都有个大名，你咋没个大名？他说，我爹回来时，我也问过。我爹说，你就叫狗娃 ，贺家的人都走完了，留着你这个狗娃看家。
四卷·琴弦上的父亲
我十分羡慕这个小战士勇敢无畏的样子。他始终紧绷着脸，与我们保持着几步远的距离。他 一听见飞机的声音，就会激动起来，咬着牙，用枪口瞄着飞机，好像盼望飞机飞过来与他较量，骂一声：“狗日的东西！”我想起了难童收容院里的杨锁，我觉得杨锁穿上军装就是 这个样子。
1。劈破玉
张一弓
我不能冷落了父亲。我要回到我童年的驿站上，与父亲一路同行。
比着大舅、姨父和他们的家族，父亲是一个孤独而脆弱的“异类”。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可 以为他遮风避雨的庄园，没有自己的“同志”和同志们共同拥有的“主义”，没有赴汤蹈火 的牺牲，也没有可供炫耀的胜利。但他“分享”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全民族的战争 ，在黑衣牧士的祈祷声中踽踽独行，追随着遥远的只属于自己的星辰。
我记得，在漯河油坊胡同的大杂院里，母亲接待并送走了姨父和三姨之后，老鼠开始在夜间 出动，在父亲留下的破皮箱上“吱吱”地咬架、“咚咚”地赛跑。被关在破皮箱里有两年之 久的小黑驴儿也踢蹬着箱盖，摇响脑门上的铃铛躁动欲出。那时候，我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 学生，我的目光能够穿透皮箱，看见那本厚书里的宛儿姨正在凄凄惶惶地眨巴眼睛。
父亲终于从北平回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生了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军事基地的“珍珠港事变”。九日晨， 鬼子宪兵就猝然闯进燕京大学，宣布封闭学校，逮捕校长司徒雷登和教职员、学生多人。父 亲得到邮政所的帮助，装扮成一个邮差，只身逃出了“燕园”。父亲走进漯河油坊胡 同的时 候，身着邮差的草绿色制服，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就是耷拉在肩上的一只邮袋。他从肩上取 下邮袋，如同捡了一个大便宜似地举在手中，向我母亲夸耀：“两年辛苦，尽在此囊中！” 母亲从邮袋里取出来的却只是一大叠稿纸，那是父亲在燕大讲授“文学概论”时边写边讲的 讲义。
父亲又背着这一叠讲义去H大学任教。H大学已经流亡到了豫西山区一个名叫潭头的村寨。我 家住进了紧靠寨门的一个农家小院。还有一个财主家的宅院变成了“教授大院”。父亲与文 学院的教授们一起，在那里各自拥有一间贴着洁白窗纸的书房，每天晚上都可以享 受由一位名叫王喜欢的工友统一配给的二两灯油、两根灯草。父亲每天都要用尽 二两灯油 ，然后静静地坐着，用疲惫的眼神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油灯。灯草躺在耗干了灯油的灯碗里 ，“吱吱”地尖叫着，扑闪着最后的光亮，瞬间烧尽了自己。这时候，父亲仍旧坐在黑暗里 。我可以听见父亲的心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沉重跳动的声音，还多次听到他神秘的低语：“ 劈破玉，劈破玉……”
在潭头，在此后我们被迫逃亡的每一个驿站上，我都听见父亲向隐士和学士、向盲琴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