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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冲下来，父亲抱着我紧缩在地上，一个巨大的阴影携 带着无数只飞鸟从头顶掠过，身前身后溅起一绺绺的土烟儿。我和父亲被猛烈的气浪掀起来 ，摔倒在地上。飞机向北边飞去了。父亲发现我们都还完好无损，拉起我说：“快走，这个 玩笑开大了！”我们继续南行。后脑勺上再次感觉到了飞机的轰鸣。飞机从北边折回来，像 一块 硬邦邦的犁铧贴着头皮犁过来。两边都是笔立的墙，我们没有地方隐蔽自己。父亲仰 起面 孔，直视着呼啸而来的飞机。接着就猛烈地震颤了一下，扬了一下右手，陡地扔了皮包，手 腕上 喷涌出浪花一样的鲜血。父亲用左手紧掐着右手腕，问我：“你还好吗？不要怕，我们走吧 ！”飞机又从南边折回来。父亲露出了恼怒而绝望的表情，那是天要塌下来只好用脑瓜儿顶 着它的表情，父亲说：“儿子，咱们没处躲、没处藏啊，那就直着身子走吧！”父亲走得从 容不迫，甚 至走得容光焕发。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时，我正在捡起父亲丢在身后的皮包。父亲照旧用左手 掐着右手腕，笔直地向前走着，鲜血洒在路上。巨大的阴影挟带着骇人的霹雳从头顶掠过， 父 亲像跳舞一样跃起来，鲜血又像花瓣儿一样溅起来，软软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儿，重重地落在 地上。我丢了皮包跑过去，紧紧抱住了父亲。父亲的脖子和胸脯上都在汩汩地流血，把他白 色的 短褂染成了鲜红的颜色。父亲看了看我，嗓子里“咕噜”了一下，叫了一声：“儿子！…… ”留下一个自嘲的苦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开阔地的南端，押送父亲的小战士正与飞机较量。他手持冲锋枪，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 空碉堡打 转。飞机从南边飞过来，他转到碉堡北边向飞机射击。飞机从北边折回来，他又转到了碉堡 南边。他用轻蔑的、甚而是挑衅的眼神盯着飞机，在迸飞着火光和硝烟的碉堡下边腾挪跳跃 ，瞅准飞机俯冲下来的节骨眼儿上与之猛烈对射，像是在捉弄一只急头怪脑的黑老鸹。当飞 机气哼哼地向远方飞去的时候，他爬上碉堡，向飞机远去的方向撒了一泡热尿，又盘腿坐在 碉堡顶上，如同坐在自己家里的麦秸垛上，继续吃起了包子。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成了 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情景永远留在我记忆的皱褶里，对应着父亲的脆弱与无助。父亲仅仅被 一场将他排除在外的战争蹭了一下，就像一只被割破喉管的绵羊，倒在汩汩冒泡的血泊里， 生命在瞬间 消失。父亲的皮包也被我丢失在两堵墙壁之间的夹道里，我不能原谅自己 。
父亲终年四十三岁，治学仅得二十年光阴，还有八年以上的光阴被笼罩在战火硝烟里。包括 他离世后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鼓子曲言》在内，一生著述仅得二百余万字。
母亲把父亲安葬在开封东郊的“乱坟岗”上，那是一块属于孤魂野鬼的青草地。戴上八角帽 、穿上了军装的堂舅也出现在父亲的墓地。当母亲领着她的五个子女挥泪焚烧了写给父亲 的一篇祭文，堂舅劝慰母亲：“他们的父亲在黎明前离去，你要站起来迎接黎明。”三 十四年以后， 母亲经历了黎明以后不曾预料到的诸多困苦，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当时 我正挎着一个被秋雨打湿的小包，浪迹嵩山脚下，没有及时得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姐姐和弟 弟起了父亲的遗骨火化，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开封西郊公墓。
父亲埋葬在“乱坟岗”上的时候，有人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来 给父亲扫墓。那是清明节的黄昏，扫墓人都已离开了墓地。她独自伫立墓旁，只有无声的细 雨伴着 她无言的悲泣。她在墓前焚烧了厚厚一叠字纸，火蝴蝶翩跹飞舞，翅膀上挂着破碎的音符， 在细雨中纷纷坠落。她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嫉 ，只有含泪的悲悯。
2002年春节一稿，8月修改
后记
张一弓
写入这部长篇小说的是三个家族内外的众多人物。原要分为三部长篇来写，但我 不敢占用读者过 多的时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结构，将三个家族包容在一部小说里，而不必 在编 织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上挖空心思。我从“冰糖葫芦”和“烤羊肉串”的“结构”方法上受 到了启发，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和视角，把三个家族内外的各种人物
串连起来。“我” 在其 中的位置好像只是“冰糖葫芦”和“羊肉串”中的那根棍儿。但我十分注意“我”所串连的 “山里红”和“羊肉”的质量，希望读者能够吃出好味道。
这样的结构给我带来了一种自由，就是毋需在整体结构上煞费心机地编织一个完整的 故 事，而是每个家族及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只需“我”发挥一下“串连”的作用， 人物就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随时消失。但我必须小心从事，当我在一个类似散文体的大结 构中获得叙事的自由时，始终不敢怠慢了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我” 所串连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散文”，而是“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具有审美价值的 人物。“我”还必须跟着“人物”走。他们都具有环 绕着自己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难题”以构成“情节”，他们的命运应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产 生“悬念”，而且，他们必须是属于我的发现。
当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喜悦地看到，我给读者送去了四十多个人物，送去了他 们各不相同的具 有纪实性的传奇故事与他们“心灵的秘史”，其中多半是我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 和乡村三代知识阶层中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而又较早地接受了外 来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 人， 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还有“浪漫的薛姨”，哀婉多情的宛儿 姨和她不时扑闪着的“杏形的眼睛”。 历史不愿意成全他们，即使对其中的胜利者，也要把他们始料不及的悲剧及其在内心引起的 巨大痛楚和迷惘，遗留在远去的驿站上。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在正剧和悲剧乃至于十足的闹剧 中沉思着、跋涉着，走向新的驿站。
与“大舅”和“姨父”拥有知识、家产和权力的家族相对应，此书也写了“父亲”从中破壳 而出的贫困、封闭的农民家族。与以上两个家族相反，这是一个不会产生“理论”、“主义 ”和仁人、志士的家族。他们在粗糙的物质生活、瑰丽或是奇谲的神话和历史传说所构成的 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在与自然界相互亲近和相互矛盾中，活着并消亡着。即使是“老爷爷” 和“老奶奶”那样以惊人 的生命力量创造生命奇迹的人，最终也没能逃脱悲剧的结局。田 园牧歌已经消亡在远去的云烟里，留给这个家族的，是挂在桑树枝桠上的挽歌。
当我将作品中的父亲、大舅、姨父等人物作为三个家族中的主要人物来表现的时候，一点儿 也不敢轻慢别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主次之分。即使只是在一个章节或是一些片 断中出现的清末举人或留德博士、省委书记或开明士绅、军官或艺妓、私塾先生或盲艺人、 爷 爷或奶奶、财主或长工、福音堂里的英国牧士或难童收容院里的孤儿，等等，我都倾注了同 样的心血，希望在“我”所经历的人生驿站上，给读者展示一个流动不息的人物画廊。这 个画廊里的人物或工笔、或写意、或浓墨重彩、或仅仅是用单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和速写 ，都应该成为可以独立存在的艺术品。
我还试图写出三个家族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也表现了纯属个人 化的爱、恨、情、仇。但是，即使在纯属个 人情感领域，谁也摆脱不了环绕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也许还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 的矛盾，例如家族内部不可割舍的亲情与政治观念上势不两立的矛盾。每一个家族、每一个 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
作者向读者说明自己试图表现什么，实在是犯傻。这不仅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自己 也说不明白的“写作冲动”，还因为读者并不在意作者试图表现什么，而只是重视自己在作 品中感受到了什么。因此，这篇“后记”只能说是作者犯傻时与读者谈心。他真诚希望
此书能赢得读者的喜爱，那将是对他年逾花甲之后的许多个不眠之夜的褒奖。
在此书即将第二次印刷之际，我还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此书增添了精美的插图，并支持 我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无疑要增加出版成本，而没有提高书价。这样 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赢得读者的喜爱。
让我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2002年元宵节一稿，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