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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一位在科威特被入侵3周后访问了也门、叙利亚、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国观察家报告说：“阿拉伯世界由于对美国的愤怒而热血沸腾，看到一个勇敢的阿拉伯领袖公然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从摩洛哥到中国，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欢呼他是穆斯林的英雄。”“这场冲突的一大悖论”就是民主的悖论：在那些政治更开放、言论更自由的阿拉伯国家里，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也“最强烈和最广泛”。在摩洛哥、巴基斯坦、约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一些大规模示威游行谴责西方以及诸如哈桑国王、贝娜齐尔·布托、苏哈托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他们称为西方的走狗。甚至在叙利亚也出现了反对盟国的行动——“在那里广大市民反对外国军队进驻海湾”。印度的1亿穆斯林中有75％谴责美国发动战争，印度尼西亚的1． 71亿穆斯林“几乎普遍地”反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以类似的方式集合到同一个营垒之中，并为无视萨达姆的野蛮行径和谴责西方干涉提供了复杂的理论基础。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认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是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看法相似，认为“他是我们的残忍暴君”。在他们看来，这次入侵是家庭事务，应当在家庭内部解决，而那些以夸夸其谈的世界正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国家继续从属于西方。据一份报告说：“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伊拉克政权，不满于它的残暴和独裁，但认为它是抵抗阿拉伯世界的大敌西方的中心。”他们“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立起来”。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说：“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伊拉克挺身而出反对西方的军事干涉而谴责他。”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则谴责非穆斯林部队进驻沙特阿拉伯“亵渎”了穆斯林圣地。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萨达姆·侯赛因像其他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一样，将以前的世俗政权与可能具有最广泛号召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伊斯兰。鉴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形分布，萨达姆并无其他的真正选择。一位埃及评论家指出，伊斯兰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不明确的第三世界反西方主义之间的选择，“证实了伊斯兰作为动员支持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尽管沙特阿拉伯在实践和制度方面比除伊朗和苏丹之外的其他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更为穆斯林化，尽管它为全世界的穆斯林集团提供了财政援助，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伊斯兰运动都不支持它与西方联盟反对伊拉克，而且它们本质上都是反对西方干涉的。
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为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声称它们是在面临“对伊拉克人民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的。1980年秋，坐落在麦加的伊斯兰大学校长萨法·哈瓦利在一盒于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的录音带中说：这场战争“不是世界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用同样的腔调说：这是“一场不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战争”。此外，正如法蒂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总统经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更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因为布什的话散发着“7世纪伊斯兰教创教前游牧部落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和后来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臭味”。他们争辩说，这场战争是西方和犹太人阴谋策划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不仅发动圣战作为回报是正当的，而且必须这样做。
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弱或缓解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地使自己疏远西方。像以前的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阿拉伯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约旦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运动；伊朗和伊拉克；总体说来，还有反对党和政府。正如萨法·哈瓦利所说：“那些伊拉克复兴党徒只是我们几个小时的敌人，而罗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战争还使伊拉克和伊朗开始相互妥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谴责西方的干涉，号召对西方发动圣战。伊朗政府减少了针对伊拉克这个前敌人采取的措施，随着战争的开始，两个政权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了。
外部敌人同样也减弱了国家内部的冲突。例如在1991年，有报告说，巴基斯坦“沉浸在反对西方的言论之中”，至少是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在南方省份信德，当地人和印度移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互相残杀，可是现在却肩并肩地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北边境极端保守的部落地区，在除了周五祈祷日人们从不聚会的地方，甚至连妇女都走上街头示威。”
随着公众的反战态度日益坚定，原来与盟国有联系的政府退缩了、分裂了，或者竭力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像哈菲兹·阿萨德这样的曾经为盟国提供过军队的领导人，现在却争辩说有必要抵制并最终取代西方派驻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应用于防御目的和保护圣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奉级军事领导人公开谴责其政府与盟国结盟。为盟军提供了大多数军队的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它们的社会，因而能够压制或无视反西方的压力。稍微开放一些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被劝导疏远西方，并采取了越来越反西方的立场。在马格里布“爆发的对伊拉克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最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突尼斯公众舆论强烈地反对西方，总统本·阿里迅速地谴责了西方的干涉。摩洛哥政府起初向盟军提供了1，500人的军队，但是在反西方集团动员起来后也站在伊拉克的立场上攻击西方。在阿尔及利亚， 40万人举行示威支持伊拉克，促使本来倾向于西方的总统转而谴责西方，并宣称：“阿尔及利亚将站在伊拉克兄弟一边”。1990年8月、三个马格里布国家政府在阿拉伯联盟中投票谴责伊拉克，但是到当年秋天，为了迎合人民强烈的情绪，又投票赞成谴责美国干涉的动议。
西方的军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意测验中，53％的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25％表示支持。在印度，谴责萨达姆·侯赛因和谴责乔治·布什发动战争的人各占一半。（印度时报》为此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强大、自傲的犹太教…基督教世界和弱小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由宗教狂热燃起的更为广泛的对抗”。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王义的新发作”。（注15）
除科威特人以外，其他穆斯林对战争并无热情，而且几乎是清一色地反对西方的干涉。战争结束时，伦敦和纽约举行了胜利庆祝会，但在其他地方却无此种情景。苏海尔·哈什米指出：“对阿拉伯人来说，战争的结局并不值得欢庆。”相反，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失望、沮丧、屈辱和愤恨。西方再次获胜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后一位萨拉丁式的英雄，在武装进犯伊斯兰社会的强大的西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法蒂玛·莫尼斯问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场战争的结局更坏的吗？用全部技术武装起来的整个西方向我们扔炸弹。这是极端的恐怖。”
战争之后，除科威特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科威特的解放消除了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理由，也使得美军在海湾的继续存在失去了理由。因此，甚至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同情伊拉克。参加了联盟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改变了立场。1992年8月，埃及和叙利亚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反对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1993年1月，阿拉伯国家政府加上土耳其反对空袭伊拉克。如果西方的空军力量可以用来反击逊尼派穆斯林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进攻，为什么它不能用来反击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进攻呢？1993年6月，当克林顿总统为了报复伊拉克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布什的行动，命令轰炸巴格达时，国际上的反应是严格按照文明线来划分的。以色列和西欧国家政府强烈支持轰炸；俄罗斯将其视为“正当的”自我防卫；中国表示“严重关切”；抄特阿拉伯和海湾酋长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