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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觉得是时候修间新茅厕了，因为现在那间腐朽得实在是太可怕，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茅倒厕塌的事情。他还有些炸药，前几天刚炸了三截树桩，剩了点儿，于是，他把炸药上好导线埋在旧茅厕外，然后告诉全家人都靠边。
可是，不幸的老祖母并没有得到这个通知。刚才她忽感体内不适，屎欲外流，于是便急急忙忙奔去了屋后茅厕，现在正心安意得地蹲在茅坑上，从墙上那个月牙形的小洞向外凝视
呢。就是在这时，齐克将炸药导线往电池上一靠，一切的一切顿时被炸得天高。
等祖母在四米开外的一湖屎浆上着陆后，她坐将起来，重又泰然自若地整了整假发，然后大声说道：“嚯哟！我真高兴刚才没在屋里放那个屁！”
我开门见山地说一句，屁是弱小、短暂、易逝的。粪可以成为粪化石，得以足够长久地保存，以致其缔造者的饮食习惯在若干年后的祖孙那里还可见一斑；而屁，却无论如何喧嚣，总要立即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难得再有所闻。任何泥淖或琥珀都留它不住。我曾听谣传说，有塞着名流亚伯拉罕·林肯或玛里琳·门罗之类人物气流的小瓶存在，但真能验明正身的此类遗物还从未出现。
而屁却是随我们长留的，它时刻潜伏在我们背后。
这不，又是一个屁。
对那些古希腊人，也就是我们的西方文化鼻祖而言，放屁纯属杂耍，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喜剧。阿里斯托芬，最著名的早期雅典剧作家之一，就曾在雅典卫城南面举办的酒神节庆典上，用那些某某某偶尔肠胃气胀的笑话逗得浩大的观众乐不可支。在他人人熟知的喜剧《蛙》中，阿里斯托芬在一开场就直接用上了屁的幽默——酒神狄俄尼索斯带着他的仆人赞西亚斯，骑着一头驴上了台：
赞西亚斯［环视观众］ 老爷，我来个老套的鬼话咋样？编那套东西我可总能插个科儿打个诨儿的。
狄俄尼索斯 好啊，赞西亚斯，但不要光是说：“哎呀，太沉了。”那套把戏我可受够了。
赞西亚斯 老爷，那，来个再机灵点儿的？
狄俄尼索斯 对，但不要张口就说：“哎哟，我可怜的颈子！”
赞西亚斯 噢，那坏了。我给他们来个啥哩？唉，你是说，来个真搞笑的？
狄俄尼索斯 对，但我不是要你仅仅只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说你想卸下重担，才好放个——
赞西亚斯 哦，那您看这样行不：“要是没人给我把包拿走，我就要放个屁把它从背上吹下来。”
狄俄尼索斯 这个留着，等我真需要吐了再说吧。
公元１世纪的罗马诗人马提雅尔对赞西亚斯赞赏有佳。“我倒希望你放屁，”在《警句诗》（第１２首，７７）中他这样写道，“因为……那将很有用，而且，它同时还能刺激笑神经。”
纵观欧洲历史，长期以来肠胃气胀一直作为人们幽默的源泉而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在下层人民中尤甚。只有到了１８世纪，伦理道德的权威才开始积极地对此现象进行镇压。从那时起，大不列颠和美利坚便开始了他们尤其突出的一段与屁魔斗争的艰难时光。科学家费尽心机要治愈屁症；礼节书刊对屁严加诫训；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淑女努力摇晃她们的裙撑，掩耳盗铃，文屁饰非；出版商则遁屁之意于婉言，或直接删屁之形于始端；而清教徒们干脆宣布，放屁就是罪。
甚至在今天，尽管新千年来临，人们仍旧一如既往地担心着屁这个该诅咒的玩意儿，一不小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名誉、爱情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信不信由你吧，好多人都会耍这种狡猾的小伎俩：偷偷摸摸放个屁，然后两眼羞羞地拜读天花板，装得跟小兔子乖乖一样无辜，希望其他某个人会成为他的替罪羊。然而在私密的场合中便没有其他某个人可供怪责了——那麻烦可大啦，怪鬼去吧。《纽约时报》就曾于１９９５年报道过，有些夫妇甚至在结婚协议书里插入条款，严打放屁。
上帝的儿女都放屁放屁的禁忌
我们对放屁的避讳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屎之避讳的一部分。我们吃下的每样东西都会变成屎或是体内之气，但我们却装得好像粪和屁根本不存在一样。１９１３年，约翰·伯克再版他的《各国粪便学治疗法》时，曾请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其作序，弗洛伊德这样写道：
文明人看到任何使他们过多想起自己动物本源的事物，都会明显地感到局促不安。他们试图模仿《浮士德》最后一幕中的“更完美的天使”，抱怨着说：“我们始终要忍受那尘世的羁绊……”我们已选择脱离困境，这便要靠……否认这困扰我们的“尘世的羁绊”，将它互相隐瞒，对它不闻不问，免得它声称人们对它的关注原本是我们本质的一个有机组成。
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对放屁严厉的、甚至可以致人死命的禁忌。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在他的译著《天方夜谭》的一条注释中评述道：“贝多因人将打嗝归属于文明举止，却对‘腹内咿呀音’极端憎恶；假使此类音符不小心发了声，而哪个旁观者竟笑了起来，那他立即就会被砍死，因为这种事可是有关名誉的。同样，阿富汗的高地人中也有这种习俗。”１６１９年到１６２０年间，理查德·乔布森上校曾在非洲的冈比亚河探险，他写道，黄金海岸的阿善堤部落成员“总是万分小心不在人前放屁。他们对我们这些频频放屁的荷兰人很是不解，因为他们无法容忍有人竟敢当着他们的面放屁。在他们眼里，这种事情应是万端的无耻，也是对他们人格的蔑视。”这个部落里曾有一位老人，他在向头领鞠躬时放了个屁，这使他羞辱难当，竟当下悬梁自尽。苏格兰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享有“我利文斯通博士假设”之名声）１８６５年报道说，有几个非洲部落，容忍成员在自己人前放屁，而在外人前放屁的却要被放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人类学家布伦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也谈到，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相信强大的魔咒从鼻孔进入人体，于是他们认为屁臭的侵入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当然，屁长久以来就是人们表示轻蔑的一种粗野手段。１６１０年，剧作家本·琼森在他最有名的喜剧《炼金术士》中开场就写道：“我放屁给你！”约翰·克朗在《温文尔雅先生》（１６８５年）中以一句“一个屁送你全家！”打退敌手。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１６世纪早期则表示：“我要如何赞叹才好呢，这儿竟没有人与这些人对着放屁。”就是在现代，也有美国诗人卡明斯在１９２５年的一首诗中写下妙语：“不用谢”，“对他，他们就是放屁，他们连连放屁”。把屁当作侮辱，以下还有两个极好的例子。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了埃及将军阿马西斯的传奇经历，这位将军竟敢向国王派来的特使放屁，并叫他把这个屁当作回话带回宫里。另一位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则讲述了另一次事件：一名罗马士兵因为对逾越节的礼拜者们放了个屁而使耶路撒冷的起义死灰复燃。
上帝的儿女都放屁什么样的才是好屁
对于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人放什么样的屁才是好屁这个问题，医生们早在几千年前就作出了明确表示。以其名字命名现代医学誓言的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曾于公元前４２０年写道：“不出声冲出的屁是最好的，相比而言，出声放的屁又比中途拦截或积淤体内的屁要好。”公元前１世纪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也在给帕图斯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道：“我们要大胆地放屁，就像大胆地打饱嗝一样。”据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记载，公元４１年，克劳迪亚斯登上罗马王位时，“因为听说有人由于过于注重礼仪而试图抑制自己的屁，结果威胁到了健康，于是便计划颁布一项法令，从而将饭桌上［宴席上］的不速之气，不论有声还是无声，都合法化。”与克劳迪亚斯同时代的盖厄斯·佩特罗尼乌斯在他的著作《萨蒂利孔》中也作过类似诊断：“听我的话吧，朋友，那些郁气会直达大脑，毒害你的整个系统。我认识的一些人，就是因为太过礼貌，忍着屁不放而死掉的。”
一千年后的１１世纪，在那不勒斯海湾附近开办萨勒诺学校的四位医生提出了一则放屁友好健康规范。之前，他们已对所谓“抑制气流”的不良影响有了数年临床实践经验。在这则规范中，四位医生说明，“忍屁不放的人有得水肿、痉挛、眩晕以及疼痛难忍的疝气的危险。这些可悲的病症大多时候只是出于一念之差。”法国散文作家蒙田在他的《论想像力》（１５９５年）中哀叹自己的便秘，他悲叹道：“要是不看那些历史书，我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啊，仅仅因为拒放一个屁，我们的肚子就非常可能把我们都送到最残酷的死亡之门前。皇帝克劳迪亚斯赐予了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能放屁的自由，要是他也赐予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能放屁的能力该多好啊。”１５５６年，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诗人及剧作家约翰·海伍德也写下诗篇：“吹出何种风，会令人不快？想到放出的屁，吹风人松了口气。”最后，《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爵士，这位永垂不朽的伟人，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汇入诗行。他于１５１８年写了一首讽刺诗，《论放屁》（Ｉｎ Ｅｆｆｌａｔｕｍ Ｖｅｒｔｒｉｓ），并在其中巧妙地谈及了政治：“体内的气，憋在你腹中太久，会要你的命；另一方面，它又能救你，要是你放得及时。如果体内之气既能救你又能毁你，那么，它岂不是和可怕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