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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春满余江》，有了一篇篇关于“血防”经验的论文，有了许许多多的身影和接踵而至的脚步。
我拾级而上，走进了送瘟神纪念馆。
那是22年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诗篇发表20周年，国家卫生部和江西省卫生厅拨款55万元在余江县兴建了这座宏伟的建筑。馆内陈列着历年的史料，展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容颜和送瘟神的战斗历程。人疫之战的一根红线在我眼前飘动着。
在一张照片前，我停步凝望。
那是一张极普通的照片：画面无人，只有1张书桌、1把藤椅，书桌上是台灯、笔筒、砚台、纸张；书桌前方是一扇透明的落地大窗。窗外依稀可见几株小树含苞吐绿。照片的题目是：毛主席在这间房里写作《送瘟神二首》。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那天，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他老人家素来重视报纸，素来要读当天的报纸，尤其是钟情于《人民日报》，几乎每个版面都要细看。这篇文章不在头版头条，翻开二、三版，有评论员文章：《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往下的文章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速发展》，再往下才是《第一面红旗》，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他老人家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该多好啊……”
那夜的月光一定如流水般静静地泻在那含苞吐绿的树叶上，穿过枝丫闪闪烁烁地洒满一地。日理万机的他，处理了许许多多国事后，那篇关于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又浮出他的脑海，他一定夹着一枝烟在窗前踱步，窗外静寂，心潮难平，浮想联翩，遥望南天，他老人家会想些什么呢？仅仅是为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而高兴吗？仅仅是想到“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吗？
惯于在深夜工作的他，会不会在那盏台灯下，摊开地图找到余江县，找到离余江县城最近，受害最重的蓝田畈呢？
也许他从没听过蓝田畈的民谣：“蓝田畈的禾，亩田割一箩”；从没见过蓝田畈的农民的病态是：“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他深知道血吸虫病的危害。
余江县荐头村原是500多户，2200多人的大村，后来由于患了血吸虫病，家破人亡，到20世纪50年代初，只剩七八户人家，共24人，由村变成了组。马岗乌钦底村12户人家，10余年见不到尿布，听不到婴儿的哭声。县志有这样的记载：“上黄府，下黄县，乌钦底金銮殿。”可见当年乌钦底的威望和繁华。余江县受害的疫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的有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1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2）
建国初期，被血吸虫危害的县乡村又何止一个余江县。当时，血吸虫病已危及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12个县，381个县市。尤以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周边县市严重。根据史料记载，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严家村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村庄，百年前有700余户人家，约2500人，解放初期剩下24户86人；进贤县二塘乡官溪村、梅庄镇新塘村、三里乡金坑、健武等村在清咸丰八年（1857年）号称千烟大村，建国前夕，也只剩下几十户人家。解放前30年，血吸虫在南昌市曾经毁灭村庄150个，灭绝户数9291户，死亡人数44632人。
远离长江流域的福建省也深受血吸虫病肆虐之苦。福建省沿海14个县市均遭血吸虫危害过。以福清市为最严重，当时有“见沟有螺，无水不疫，十年九旱，十人九病”的形容。20世纪50年代调查资料显示，全省有242个乡镇流行血吸虫病，钉螺面积近3000平方米，病人近7万人。疫区因该病的严重流行而毁灭的村庄达286个，死绝2714户。
安徽省曾有363个村庄因血吸虫病暴发流行而毁灭。当时受到血吸虫病威胁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即1亿人，其中98％是农民。余江县只是一个缩影而已，穿过历史的烟云，他老人家一定看到了“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
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无时无刻地想到农民、农村、农业。他为农民的健康心痛，为农民生活的艰苦心焦，为农民的富裕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心急。农民没有走富裕之路，“绿水青山”也“枉自多”。
为了能使广大中国农民走上致富之路，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花了比处理其他任何经济问题都多的心血。为了中国农民的健康和医疗问题，他同样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从号召“消灭血吸虫”到制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从“合作医疗”到“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在农村去”的指示，无不倾注了他对农民特有的深厚的质朴感情。
1955年，也就是解放后的第6个年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兴起，百业待兴，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血吸虫疫区视察。疫区的患病农民哼着这样的顺口溜：“锄头两斤铁，拿在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悃。”种上的庄稼“好就两人扛，不好一人驮”。“有就收，就丢。”
白云下的金色稻田荒芜了，草洲上的牛羊沉寂了，看不到夕阳下牧童横骑牛背回家的景象，听不到晚风里鸭鹅引颈戏水的欢歌。“疫区农民苦，肚子大如鼓”在疫区农家乐已是荡然无存。血吸虫病的流行摧残了农民的身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扫荡了农村的繁荣。他老人家发出了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政治任务，同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6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一次强调要“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党中央专门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负责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各市县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简称“血防”（只到1986年才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并把消灭血吸虫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
20世纪50年代初威胁中国百姓健康的疾病并非只有血吸虫病一种，还有一直肆虐着中国百姓的疟疾。一直到现在，疟疾还是阴魂不散，世界上每年发病人数为3亿，死亡270万。还有旧中国留下来的38万麻风病人，为了防止扩散传播，急需正规治疗和管理。还有梅毒，在沿海的大城市，解放初期，梅毒的发病率高达4。5％到10。1％。还有“十痨九死”的肺结核令人提心吊胆，仅南京市解放初期就有2万～3万肺结核病人，到1964年，在南京仍居死因的第5位，1974年居死因第6位，1985年居死因第8位，至今尚未出前10位。就全国而言，每10万人中就有5000人患肺结核病，其中死亡250人。局部地区还有霍乱、伤寒、小儿麻痹症。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这样关注血吸虫病呢？
虽然我无能去揣度一个伟大的思想，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背景：
那是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信中说，人民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即当年9月16日便写出了一篇文章给予批驳。题目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他在文章中说：“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毛泽东同志在文中的回答是：“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毛泽东同志宣称：“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名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他宣称：“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虽然那时没有出现或流传“健康贫困”（Health poverty）和“能力剥夺”（Capacity deprivation）这两个词汇，我们都明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是体格健康的人，决不是患病卧床不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健康孕育着幸福的未来，农民的健康孕育着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不敢说，血吸虫病是农村的“专利”病，是农民的“职业”病，但绝对可以说血吸虫病患者95％以上是农民，血吸虫病的流行和暴发区主要是在农村水乡。在疫区，插秧割禾，捕鱼捞虾，采菱挖藕，荡舟行船，防洪排涝，挖沟建渠都有可能染上血吸虫病。毛泽东同志选择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就是选择了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关注中国农业的发展。
就像过去他指挥任何战役一样，他选择血吸虫病为突破口，通过消灭血吸虫病带动消灭其他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从来就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在中国农民心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相信巨大的能量一定能通过“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用打“人民战争”的形式迸发出来，相信人民战争一定会赢得消灭血吸虫病的最后胜利。
1958年5月，余江县灭螺治病的成绩通过了专家们的验收。1958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给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贺电，电文是：
接五月二十五日来电，收悉你县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