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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两性战争频繁的多彩尘世里，相信有不少女人曾经有过爱上有妇之夫的隐秘经历。当然，爱上别家男人或与之相恋都不是死罪，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怨恨或是报复，毁灭了另一个家庭的幸福。
几年前，我也曾在感情的泥淖里跋涉，沉浮，等候，哭泣。我花了五年的时光重新审视、打理我失败的情感。最后，拖着一颗绝望的心，我制止了自己任何可能出格的行为。时至
今日，我依然无法忘却被人抛弃在岸边的那种感觉。
我熬过了那段时间，当然不会去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值得庆幸的是，就在那些万分难挨的时光里，我仍然坚信生活的美好，我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个梦想：会有一个好男人，他会在我生命的拐弯处静候我的到来。
说出我自己的情感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种治愈创伤的最佳疗法。我试图理解给我带来创伤的人们并原谅他们带给我的伤害。我自信，假如我多一点关心与观察，我本来可以阻止惨剧的发生，为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我是真诚的。不光对小乐，对米丫，或是对许许多多个我采访的对象，我的朋友，甚至对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是糊涂的，在待人接物上，我过分地善良与轻信。虽然，我的真诚、善良乃至轻信都遭到了报应，却仍然没有改变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许，永远也不会改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个人的某种悲剧？
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够格的新闻人，以至于我常常厘不清自己是在“解剖新闻”还是被“新闻解构”？经过三年时光的打理与审视，我相信，我还是无法读懂世道人心。
其实，现在想来，那时我心中似乎就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我预感要发生一些事情。
奇怪的是，我好像期待着发生一些事情来改变生活现状。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最好是生活中的大起大落，哪怕是人生的曲折跌宕，甚至充满悲剧色彩，让我觉得生活起码还在眷恋着我，不使之过于枯燥。毕竟，直线运行的轨迹难免使人觉得乏味。
我常想，最好有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爱得天昏地暗飞砂走石，哪怕伤害到我们无法摆脱的肉身，让我痛彻骨髓，枯坐到天明，也好了却平生宿愿。可惜我这一生太过挑剔，没能在适婚年纪好好地逮住一个好男人，或者说，当好男人披着阳光走向我时，我一定是眼睛翳蔽视而不见。所以，当我在这个城市奋斗到三十六岁时，忽然发现，恋爱对于我这个所谓的略有名气的女人来说，早就成了奢侈品。这个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也创造出男人短缺现象。南都市男女比例差不多是1∶7，加上全国各地的美色几乎云集此地，男人，尤其是优秀男人很少会看中我这个年过三十满脸粉刺身材干瘪嗓音粗嘎的丑女。
想来想去，我决定不再在爱情上祈望什么。只是，难道改变一下生活现状也那么困难吗？我想，那就玩失踪吧，人在一生中总有许多时刻渴望失踪。可是，人生仿佛自有定数，一切都由不得你，我总是想起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叫霍尔顿的男孩的失踪，他总是通过他死去的弟弟艾里找到回家的路。想起霍桑小说中那个失踪的韦克菲尔德，他玩失踪二十年玩得也太出格了。在我的理解中，失踪应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流放，这和自我放逐与流浪，或是小心翼翼地规避生活中的某种客观存在截然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时报社规定的每月万把字的工作量，父母日见年迈的现状，读者期许的目光，还有我在年初就斩钉截铁地制定出的今年的努力方向——“学习提高年”，使我向往的失踪总也逃脱不了人世的责任感。
哪怕做做噩梦，也能改变我这种看似平庸的生活。可惜，在南都多年营营役役，我从未在午夜一点以前像煎潮州粉果似的摊平我的四肢。睡眠时间少得可怜，睡眠质量却出奇的高，连噩梦都比较可怜我，不肯轻易来偷袭。
想到噩梦，我总想起我的干女儿给我做的一道心理测试题。她叫我挑选一个最喜欢的季节，我选了夏天。再挑一天中最爱的时刻，我认准是午夜。她还逼我交出了最爱的偶像，我贪心地点了两个：张爱玲和三毛。她只好叹气般地命令我再罗列两只最爱的动物。我想都没想，推出一只狗和一只猫。末了她还要我选择一件兵器。我嫌她麻烦，挑了一把能当空飞舞的剑。
她歪着头笑着说：“倩姨，这就是你的噩梦：在一个夏天的午夜，你的张爱玲和三毛一个骑着狗一个骑着猫，两个人手中各持一把银色的剑，刺中了你的心脏。”
其实，噩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选择你最爱的一切，在梦中击中你的心脏。
时间回到上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后的第三天。南都的一个暖冬黄昏，当时钟将它的二郎腿搁在7字上时，我倚坐在报社采编部一个属于我的座位上，等待一位陌生女人的来访。
我头昏眼花饥肠辘辘，如果不是电视台的王晋打电话报来猛料，我早就奔向食堂果腹去了。王说一位朋友家门不幸，继父强奸继女，母亲现在挺身而出，正向公安机关和新闻单位投诉，急需得到媒体的帮助。继父强奸猥亵继女，上不了台面的市井八卦，但吸引我的是那位母亲的勇敢。这则新闻素材有如一剂适量的吗啡，我相信，感兴趣的记者不止我一个。核实了本报只有我准备“独家专访”，我忘却了饥饿，难挨的等候也变得光鲜可人。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衷心地感谢我当时服务的时报，因为它让我进入特稿部，使我有机会深入社会底层。为了扩大新闻线索，报社领导决定，把采编部的几名记者的姓名与呼机在报纸头版上每天公之于众。将记者姓名、呼机公告天下，给采写带来便利，也带来事无巨细你都得复机的麻烦，让你把接听电话当成一种机遇的同时也当成一种折磨。这样一来，只要工作一忙，记者们往往变得“机德”不好，不复机。那位母亲，也就是米丫，已经有了与记者打交道的经验，担心一时找不到我，让她的律师李远通过王晋的关系先与我取得联络。
《你无法阻止》 一两性之间的战争（2）
半个钟头后，手机愉快地歌唱起来。一位陌生男人的普通话夹杂着浓厚湘音：“你好，徐倩记者吗？我是当事人米丫的律师。我的车在报社大门口等你，是辆黑色的丰田佳美。”
拎包，下楼，寻车。我不知道，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步一步走向浊世的漩涡。钻进汽车后座，前排座位上的两个人齐齐扭头对我发送微笑，驾驶座上的女人有一张因压抑而日渐憔悴的脸。眼睛大而明亮，唇薄嘴小，面部的线条因过于刚毅而给人有点刻薄的感觉。她的头发染成黑色，绝非天然生成，那种死沉的黑色，在满街飞跃的少女棕黄发影中，给人一种不真实的突兀感。“徐记者……求你帮助我……”女人在流泪中依然不忘用她的大眼睛攫住我，她的眼神变得柔软，混杂着明亮与浑浊。“等会儿再说，徐记者肯定会帮你。”男人爽朗而大方地向我伸出手来：“我叫李远，海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她叫米丫，我们都是王晋的朋友。有劳你了。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因享有一则离奇新闻而饶有兴致。汽车穿越灿烂的灯河，向市中心飞奔。
汽车在中山路食街一个蜗牛壳般大小的停车场歇脚。米丫刹住汽车，将车钥匙抛给李远：“你的车你来停吧，我带徐记者进去。”
米丫很瘦，大概一直这么瘦。我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消瘦身体上罩着一件欧洲尺
码为42码的浅绿色长西服，而她的骨架，只有我一般大，最多只能扛起36码的衣服，她矮我半个头，身材就像我的缩小版。罩在宽大衣衫里的她看起来异常弱小。许久以后，我才得知，她穿着42码的宽大衣服纯粹是为了显得弱小无依，纯粹是为了博取媒体的同情。
周末的南都城内一向盛产情人与食客。没有包房了，米丫在柜台边冲着刚泊好车进门的李远大叫，声调挺高，引来旁人侧目。没关系，我在一旁笑着表示，大厅的空气更新鲜。其实，我只是想给一些私人掏腰包的被采访者省一点钱。米丫又叫，惟恐别人不知道她是出入酒楼的常客：“我看还是换一间吧！”
“算了啦！这间酒楼的老板可以给我们打折。我让他们等会儿换间包房，再说，停车也困难得很。”李远压低声调，行为举止倒也会顾及到周遭环境。三人在三十多桌人潮涌动的大厅内坐下，在烟、酒和海鲜的蹂躏下，食客们的脸与声音全都变了形。小姐送上壶刚泡好的菊花茶，李远端起茶杯瞟了一眼米丫，冲着我道：“敬你，都说你敢写敢干。日本人说，记者是社会的良心，我觉得你配得上这句话。”
天下人谁不爱恭维？本小姐自然不能免俗。我的脸如同一朵盛开的花。“谢谢你！”我这才刻意地看了一眼李远，他有一张年轻得似乎还未脱尽稚气的脸，一副眼镜后的目光仿佛深邃无底。很年轻，很有前程嘛。
一个小时后，亲爱的同行们才姗姗而来。都是被宠惯了的无冕之王，拖拉自然无法避免。每次新闻发布会，说好九点开，往往九点半还没人影，通常要到十点后才人丁兴旺。像米丫这样的私人新闻，还不是能拖就拖能挨就挨。
该到的都到了，米丫委托李远点菜。李远热情有余，绝不怠慢我们这帮有版面的写手，几乎将酒楼门外海鲜档内养着的海鲜全部端上桌面，同行们大大咧咧，像吃人民公社一般摆开了架势。米丫很少动筷，更是一言不发，在高朋满座之中，她在感觉上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
李远买的单，看上去蛮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