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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的内部事务，我能说些什么？我想得最多的是：稿子就要见报了，随后的连续报道从何处下手？
下午三点五十分，距离四点整的编前会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小心翼翼地叩响了孟总办公室的那扇漂亮的枫木门。我考虑了整整一个中午，决定还是将许大律师来访的意图完整地向领导汇报。万一出了什么事，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现在距明天出街的报纸开印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撤稿也不是来不及的。
“请进。”孟总的声音好似蜜蜂振翅，嗡嗡的，像个严重的鼻炎患者。不过，这点小小的毛病倒令人觉得智者的可爱。他从一大堆的稿件中抬起头来。从报纸创办至今整整七年了，从一开始他就像个套中人，长期被套在这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内，定格在这张报纸上，没日没夜，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在南都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里，我很少看到自身的追求与兴趣可以和谋生的手段结合得这么如鱼得水的人物。在我心中，孟总是一杆标尺，告诉我什么是职业与快乐的合二为一。
“坐吧。”孟总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沙发，让我坐下来汇报。
我抓紧时间，将上午的风波一一加以详述。孟总是那种一边埋首案头工作，一边听下属汇报情况，一心二用，而且用得很好的领导。当他察觉我不再唠叨后，从稿纸堆中抬起头来，扫了我一眼，随即低下头去看稿，说：“他一个律师，怎么能阻止一个报社发稿？我们有自己的思路。”
离开孟总的办公室，我的脚步很轻捷，简直可以说是步履轻盈。
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一个少女控诉禽兽父亲的稿件是很吸引市民的。报纸一出摊，总编室接听的读者电话就没有断过，社会效益相当不错。孟总根本不说那篇稿子好不好，继续给我出谋划策，请米丫写一封信投到报社，悔恨性的，以一个母亲自认为对不起女儿的方式加以展开。随后几天，用抽丝剥茧的方式，逐渐把元凶抖搂出来。
“高招！”我为孟总的策划再度感到振奋。
在这座移民城市，旧历年的年味并不像内地那么浓郁，挨近年根，许多人都回内地老家过年去了，往日繁华的都市寥落下来。
我打电话给酒店的905房间，一直没人接听。米丫的手机、传呼机也全部关机。我头一个猜测是，她乘飞机赶往青岛欢度春节去了。想想又不对，案件的紧要关头，她不会不辞而别的。我打李远手机，问米丫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建议我先去酒店找一找，他随后就到。
米丫如果在酒店里还要找吗？李远为什么建议我到酒店去找？
我使劲地捶着905号房门，捶了几十下，引来了本楼的服务生。费了一番唇舌之后，服务生才把门打开。
房间里一片昏暗。米丫躺在床上昏睡不醒，平日红润的脸惨白得像一张漂染旧了的长桌布。被单上散发着一股莫名其妙的药味、古奇牌香水味和淡淡的烟味。
床头柜上有一个写着“南都市第八医院门诊部”字样的白色纸药袋，上面标明“巴比妥钠两片”。去年我在这家精神病院做隐性采访，见过这种白色药片，是一种专门给精神病人服用的强力镇静药物。药袋内仅有一片巴比妥钠，米丫大概服用了一片，仅此一片，她的鼾声竟然像深夜里轰然作响的割草机。
我走近床前呼喊她的名字，她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我拍拍她的脸，她喉咙里发出一阵可怕的咕哝声，像被人扼住脖子一样。眼皮沉重得像被凌晨流出的第一滴橡胶汁所胶着，无法睁开。
我气愤难平。我和老总都在为她的案子忙忙碌碌，冒着被她丈夫打击报复的风险，她却在这里“昏睡百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她的睡相很不好，枕边有一摊洇开的唾液。
我使劲摇撼着她的双臂，企图将她摇醒，事实证明这只能是徒劳。
李远赶过来了，他盯着熟睡中的米丫，皱了皱眉：“她又吃药了，一片药可以睡一整天。”他告诉我，米丫自从告发丈夫以来，精神压力很大，时常失眠。她先后两次光顾精神病院，医生诊断她已经出现精神忧郁症倾向，建议她在有人照顾的情况下，一次可以服用半片抗忧郁症药物。
我愁容满面：“那我的连续报道呢？孟总让我提醒米丫写一封信，用她的口气诉说自己家庭的不幸，可能更能打动人心。今晚八点半一定要交的，现在已经是——”我看了看表，长叹了一声：“已经是七点半了。”
“别担心，徐记者。”他胸中似乎至少长了三四排成竹，自信得脸庞发亮，“别忘了，我是她的律师，我了解她的感受。嗨，你相信我好了，稿子我帮你搞吧，她什么心思我都知道，我给她办了一个多月的案子了。”
这种时候，除了让李律师代笔之外，我似乎别无选择。
在约定的时限之前，李远终于送来一篇《一位母亲的愧疚》的文稿。写得不错。一封近两千字的书信，娓娓诉说了一个母亲在女儿历经生命重创时的无奈、悲愤、苍凉，更有一种母性的刚强，一种打不尽虎狼绝不下战场的决绝。这些文字原本就是一个母亲投出的炸弹，作孽者将会被炸得心惊胆寒支离破碎。
《你无法阻止》 一支离破碎（2）
我将文稿稍做处理便传至总编室电脑库，问道：“米丫醒了没有？”
“肯定没有啦！她明天中午会醒的。”李远漫不经心地翻看我办公桌上的报纸，像多次处理过昏睡事件的老手那样告诉我说。
“明天上午，麻烦你叫醒米丫。”我掏出签字笔，在空中画了一个圈，表示肯定与坚决。“我同孟总说了，她丈夫包养了两个二奶，孟总很震惊，希望挖出真材实料，公之于众，让人们了解她丈夫是个什么人物。”顿了顿，我又补充说，“只要米丫能带我找到她们，她老公就有好戏看了。”
我笃定，一个男人胆敢包二奶，而且梅开二度，那就是一切都乱了套的原因。
米丫终于从昏睡中醒来，只是穿上黑呢短裙、紧身黑西服、黑色皮靴站在穿衣镜前的时候，还是缺乏清醒。“穿休闲装更合适？可惜，好多衣服都在家里，这样子走出去男人会瞅我一眼吗？”
“你是不是急着嫁出去？重婚罪！”我没有好气，迅速转入正题：“你能找到她们吗？”
米丫极自信地笑：“当然，只要她们还没有死，或者说，还没有离开南都。”
米丫开着李远的佳美车，一路上说个不停。她从来就无法忍受沉默。我有口无心地应着，正抓紧时间小寐。当了多年记者，别的本事没有，有的就是在赶往采访目的地的途中，在采访车或的士上，能够扎扎实实地睡上一会儿。
车子一停，我就清醒过来，精神百倍。佳美车停在城郊的新湖花园附近。米丫指着不远处一幢村民自盖的六层楼房说：“他第一个二奶就住在这里，两年前的事情了。”
“走！”我立即赶在前头开路。
白色的村民楼房，没有保安，没有电梯，楼梯虽狭窄但整洁光滑，从楼梯口可以看见头顶的天空被两栋挨得极近的楼房挤成了一条线。喧嚣的市声扑面而来。
米丫抢在我前面急步冲上四楼，使劲地敲一扇房门，愤怒而有力。
门开了，一个穿着粉红色睡袍的女人走了出来，眼里布满了敌意，“你们找谁？”
米丫把自己当成扫黄打黑的执法人员，径直走进屋内，什么也不说，火眼金睛，东张西望。我倚靠在门边，没有主人的邀请，不敢私闯民宅。
“老公，你快点出来。”那个女人一声尖叫，旋即，从洗手间走出一个穿着睡衣的胖男人，他的年龄可以做那个女人的父亲。他就是米丫的老公杨争仁吗？他嘴里吐出的是香港普通话：“请问，你们找谁？”
“原来的房客呢？那个浙江妹？”米丫的大眼睛盯着穿粉红睡袍的女人，她已经感到刚才太冒失了，把声音降低了几度，也客气了许多。
粉红睡袍迟疑片刻，大概认清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歹徒，这才说：“你说的是陈伊娜？那个瘦高瘦高的浙江妹？她早就不住在这儿了。你们找她有什么事？”
我搓了搓手，友好而善意地开始撒谎，“我们是她的朋友，以为她还住在这里，请问，你有她的联系地址吗？”
她看看米丫又看看我，她身后的男人抢先发话了：“不知道。”他那硬石块一般的话语无疑是对米丫刚才冒失举动的最有力的反击。直觉告诉我，粉红睡袍极有可能知道陈伊娜的地址。
“走吧。”米丫不战自退，催我班师回朝。我不情愿地跟了出来。“你可以再求求她嘛！”我对米丫叫了起来，声线像她刚才一般糟糕。
米丫耸耸肩膀，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放心，我手里还有一张牌。我们找个公用电话亭先打电话。”
“万一失算怎么办？明天的稿件写不成我就死定了！”
“录音机。”米丫拿腔拿调像唱歌似的，“你只需要带好你的录音机。”
在南都内外各个角落里都有潮汕人开的士多店，那里永远不会缺少一样赚钱机器——公用电话。我们在这个城中村里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准备借用士多店的电话机，用电话录音的方式，追寻浙江妹的踪迹。
米丫的记忆力真好，仓促间，竟能记住那位二奶复杂的十一位数字的手机号码。我记数字的能力非常差。也许，当我找了老公，发觉有个第三者插足，为了追寻她的魅影，我想，就是一百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我也能准确地记住的。
米丫按下免提键，拨了一组数字，电话那端传来一个沙哑的女声：“谁？”
“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