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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纯粹是为了说真话，保持诗人的本质。
最后想说的是，关于诗歌传承，我觉得我的诗是记忆的产物，记忆的可靠性使其始终弥漫着乡愁与悲悯、敬畏与体温。与一棵树相爱，拥有飞鸟的地图，心存时光的邮票，或许这些已远非唱本和民歌的品质，却是一脉相承的想象元素，为我所挚爱。
请问我的诗歌家谱
■ 路 也
一吃馒头脑里定要蹦出那首诗里面的一个句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于是惭愧感由然而生……
“我的诗歌传承”这个话题不好谈。如果每个人的诗歌创作都有一份家谱的话，那就好办了，翻开来很快就能查到鼻祖是谁，我又是第多少多少代贤孙。这个问题多少有些像让一个现代人来回答最早的祖先或者最初的那个老根在哪里，恐怕他只能有点戏谑地说：山西洪洞大槐树。那么就仅仅回答籍贯或者出生地吧，可是籍贯其实已经在不断迁徙的现代生活中变得遥远和模糊，即便回答出来也不会是科学的，看来只能回答一下出生地了，如今在人事部门下发的表格里一般只填“出生地”。
我爸爸是学数学的，我妈是会计，家里的书除了习题集就没有别的了，所以从家学上来讲真的是一点也没有诗的渊源。我小时候吃饭嘴巴漏，我在桌上吃，鸡在桌下吃，我妈说光我漏的饭就可以顺便养一只鸡了，我爸爸为了教育我爱惜粮食，就找出一首古诗来让我背诵，还仔细解释意思给我听，那是白居易的《观刈麦》。那时我好像还没上学或者刚刚上学，基本上就是个文盲，却闭着眼背下了这首长达一百三十字的五言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直背到“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是我一生中背下来的第一首诗。自从背了《观刈麦》，我就落下个小小毛病，并保持至今，就是一吃馒头脑子里必定要蹦出那首诗里面的一个句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于是惭愧感油然而生，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有点不配吃那馒头——由此可见诗歌的力量之大。这就是我所受的最初的诗歌教育，被教育得过了头。
我讲这个绝不是为了表示我拥有一个背古诗的童年，实际上我在我的童年时代也就 只背诵了这么一首诗，除此便没背过别的任何诗了，连“鹅，鹅，鹅”也不曾背诵过。直到 到了以文学为专业的时候，我开始喜欢上汉乐府民歌，对那些句子我几乎是看一眼就再 也忘不了：“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战城南，死郭北”、“心思 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出亦愁，人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露唏明朝更复落，人 死一去何时归”，当然还有“上邪……”，我喜欢它们那些华茂的质朴、赤裸裸的单纯，还 有一往无前的激烈。我性情里的某些东西一定是与它们相通着的。
在学生时代将要结束时，我忽然迷上了伊蕾，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她。我至今还能 背得出她的很多句子。作为一个诗人，她的质地那么好，我没有读到过比她更纯真的诗 人，纯真得让许多人汗颜。那一阵子我还把《邓肯自传》和《第二性——女人》放在枕头 边上，现在想来，那个时期当是一个人青春期的末尾吧？
我永远读不厌的书是安徒生童话，它总是出现在我给学生列的书目的最前面。我永 远看不烦的电影是《罗马假日》，已经看过十一遍了，正准备看第十二遍（说到这个，感 到有点不好意思）。另外，不知何时还养成了翻看植物书的习惯，当然得是插图本才行， 只要在什么地方遇见某种植物不认识，请教身边的人也叫不上名字来，我就会着急，恨不 得立即回家翻书。
现在我正在准备下学期给学生开的《外国诗歌赏析》选修课。我纯粹根据个人偏好 列出了一些诗人的名字：狄金森、惠特曼、里尔克、艾略特、埃利蒂斯、希尔维亚·普拉斯、 加·米斯特拉尔、索德格朗、布罗斯基、奥登……我想再配上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和一些 画，制作出很漂亮的课件来。我在列这些诗人的名字时，感觉他们是我的一些外国亲 戚。
我但愿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贴上标签的现代派，拥有“现代”的出生证明或“后现代” 的验尸报告。荣格说过，那些真正的现代人，看上去很可能像是老古董——我倒希望自己 就是他说的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诗人吧。
虽然拉拉扯扯地讲了上面不少的话，但还是不知道对于“我的诗歌传承”这个问题 回答了没有。
—个人的微型地图
■ 哑 石
作为形、音、意熔于一身的汉字，其内蕴的词与物的关系、人珉 界的关系，是我开始诗歌写作以来一直悉心体证的。
即使将“我的诗歌传承”这样的字眼放在副标题中，我还是无法抑止自己的惶恐。艺术的传承，总让我想起王维之于陶渊明；想起阿氏贝利之于史蒂文斯，梅利尔之于阿氏贝利；想起里尔克之于罗丹……这些“事件”，至今仍让人激动莫名。对传统、经典，乃至发生在个人命运洪流中的那些遭遇的亲近，我都是以“误读”开始的。如果这些偏离、篡改，这些围绕某个隐秘中心的相互纠缠可以称之为“传承”，那我庶几可以指认出个人写作地图上的几个乡村据点，作为“认识自我”这一古老规训的见证。
1．王维——汉文化词语的纯正发声
一个诗人对词语的选择、使用，潜在地裸露着他对本民族语言的血肉见证，也只有通 过与优秀诗人的秘密相约，一种语言，才可能在词语中完好地传承它始源性的文化基因。 作为形、音、意融于一身的汉字，其内蕴的词与物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我开始诗歌 写作以来一直悉心体证的。90年代中期，我认真、反复阅读王维的作品，“明月松间照，清 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诗句深深地触动着我，我觉得自己听到 了汉文化词语那纯正、伟大的发声。唐代诗人中，王维不是最有才华的，也不是思想最为 深刻的。但我觉得他是语言上贡献最大的诗人，他的诗，完好地保留、清澈着汉语词语的 本真面貌，敞亮了汉语词素涌动的源泉——能指和所指不是割裂，而是处于浑然一体的 平衡中（也许，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不能完全适合对汉语的分析）——正是在这里，我 感到西方拉丁语系诗歌与汉语诗歌的差异。只要还在用汉语写作，只要诗歌还承载着语 言的过去、未来，承载着文化的根基和良知，我们的诗歌写作，就应该努力靠近这种源泉， 并在某种新的可能性中，敞亮、丰盈它。我努力这样做，比如在《青城诗章》中，尽量让代 表自然物象的词语不变形，尽量让这些词语保持在对事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共生性命名 状态中。
2．《诗歌的三种声音》
这是艾略特的一篇著名诗学论文，虽然它不像《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样被大量引用， 但它对我写作的“影响”并不比其诗歌和别的论文小。通过误读他对玄学派诗人的解读： 我开始在自己的写作中使用一种既不是作者，也不是文本当事人，更不是传统形而上全 知训戒者的“声音”来参与文本组织，参与同其它力量的对话——它常常被我放在文本 加引号的区位里。这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引用、强调，也不应该形成对其它“声音”的挤 压、排斥；它只是几种声音中的一种，最好的状况下，它参与构成复调，并提示出生命和文 本的有限陛及其反抗。我想，这是我回应时代复杂性的一个小小手段：既要对称于我们置 身的广阔和混乱，更要忠贞于自己深切感知到的神秘精神谱系对自我当下的修正。在 《十首诗及其副本》和许多短诗中，我较频繁地使用了这种手法。
我所理解的诗歌传承
■ 王夫刚
在时光的流淌和命运的变迁中，诗意不是提纯，而是渗透，它蕴含着沧海桑田般的从容和释然。我们对天生的诗人心存爱戴，因为他们创造了诗歌的尺度。除了他们，其他的诗人似乎都要面临诗歌传承这个问题。阿根廷作家安东尼奥·波契亚说，你的口渴止于一杯水，而非一片海洋。但诗歌传承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且，很多时候它的面孔并不清晰，也不需要清晰。这有点近似生活中的大地，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过是大地上的一条条细小血管。我们离不开大地，但它不属于哪一个人。
20多年前，我的小学老师喜欢把课本中的古诗当作故事讲，两岸猿声，独钓寒江，飞流直下三千尺，诸如此类的情节（意境）画面般打开了我的诗歌之窗。感谢古代的诗篇，它们像记忆带我回到了我未曾经历过的年代，然后，遭遇语焉不详的诗意——在时光的流淌和命运的变迁中，诗意不是提纯，而是渗透，它蕴含着沧海桑田般的从容和释然。从妇孺皆知的古代诗篇中汲取营养，中国诗歌在大多数人身上烙下的痕迹同样在我这里得以重复。我想提及的家族事件是，1633年，我的七世祖先王钟仙去世，留下一部《钟仙遗稿》和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明末诗人王公钟仙之墓。我的这位诗人祖先帮助少年时期的我找到了“诗人”相对应的现实位置，并使我的诗歌梦想在一块墓碑的沉默中怀着对飞翔的渴望展开了奔跑。
生存的压力虽非写作的必然障碍，却曾经长时间地命令我置身于写作的边缘状态。这让我倍感苦恼、遗憾，同时也意识到，个体的一厢情愿是多么不经推敲。我写乡村、现实、爱情、命运，我知道这些毫无新意的词汇很难在我的笔下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但对朴素事物的眷恋和歌唱修正了生活在我内心世界的既有秩序，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