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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莱舟买了鞭炮，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马和记”牛肉面馆门口，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四周墙上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沈莱舟只觉得一阵冷风忽地朝他吹来，他神情恍惚，三步并着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在哪儿绊了一下，将脚也崴了。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说是脚病，其实更多的是心病。虽说解放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资本家有几个钱，就喜欢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同时对时局作些评点议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聚会方式固定了下来，起名叫“礼拜天俱乐部”，地点之一是东湖路沈莱舟的寓所，还有是长乐路上的刘园唐家，固定的成员也有20来人。当时，资本家这种形式的聚餐活动非常多，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吃吃饭，议议国事，发发牢骚，大家都不已为然。“礼拜天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之所以都设在长乐路东湖路一带，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东湖路新乐路口子上的那一家“马和记”牛肉面馆。
“马和记”牛肉面馆是一位姓马的回族兄弟开的，店里只卖一样东西，就是牛肉面。一小盘白切牛肉，一碗汤面，往你面前一放，可和着吃，也可分开吃，下面的是高汤，卤汁随意添加，味道极为鲜美，吸引了众多食客。有拖黄包车骑三轮车的车夫，也有坐着豪华轿车来的老板阔少，大家同坐一条板凳，吃完跑路，互不相干，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沈莱舟他们的俱乐部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欢吃“马和记”的牛肉面，这么多食客走进沈家或唐家，家里的车夫佣人就会开着车去买上一锅子的牛肉面，带回家来分而食之……自然酒足饭饱，牢骚也是有的，但不过就是几句牢骚罢了，发完了一走了之，谁也记不得自己还说过点什么。
沈莱舟后来听自己的小儿子沈光权讲，“马和记”的老板被捉了进去，理由是他用马肉和驴肉冒充牛肉欺骗顾客。其实谁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肉和驴肉都比牛肉要贵，而且很难买到，有谁会“以贵充贱”做赔本买卖呢？但此刻沈莱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他自己还有一家公司在“五反”中出了大事情。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恒源祥的二楼还开了一家叫源兴祥的贸易公司，做点小生意，公司由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刘新罗当经理，沈莱舟虽是董事长，但由于业务不大，他对公司的一切基本上都不知晓。刘新罗做生意很有一套，但路子不正，行贿受贿吃拿回扣样样都干。五反时工作队一进驻，他就跑了，跑得音信全无，一两年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源兴祥的职工们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将一切账都算到沈莱舟头上，弄得沈莱舟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其实他对源兴祥的事真的是不知晓。他一会儿听说刘新罗在东北，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了天津，沈莱舟私下派人去寻找，也没找到，还倒贴了不少车钱。而这时候恒源祥的“五反”运动也已开始，沈莱舟终日里提心吊胆，担心恒源祥再会出些什么问题。
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非常体察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的微妙心态，特意选择了303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采用极其温和的“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自查，各厂各店职工的揭发与他们并不见面。同时有关方面还定下一条明确政策：资本家同仁相互之间聚餐吃饭不能算什么问题，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下沈莱舟算是吃了定心丸，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一些问题，故意夸大其词，将自己违法所得的金额交代为8万元人民币。结果人民政府经过反复核查，砍去一半，核准为4万元，收缴国库。源兴祥定为犯法户，关门大吉。后来刘新罗回到上海，还被关了几年。考虑到源兴祥的因素，恒源祥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政府核定的5项标准中位处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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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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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迎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高潮，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绒线价格虽然提高一成，但全毛绒线和好的花色品种依然供不应求。单单这一年，恒源祥就足足赚了20万元人民币，1954年春节，沈府上下笑逐颜开，沈莱舟给上上下下都发了一只大红包。以后他多次提到这一年，将1953年称为“难忘的1953年”！①
1956年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与沈莱舟亲切握手的情景，曹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热情地向沈莱舟表示祝贺，祝贺上海市绒线行业在整个上海市的商业系统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大合营。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俗称公私大合营），从1955年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走上公私大合营的这一步是自愿的，但也有人心存忐忑。然而沈莱舟的心却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一心一意地走公私合营之路。这里面是有历史原因的。
1955年初，市有关方面提出了要对8个工业行业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沈莱舟代表裕民毛纺织厂参加了毛纺业召开的会议，随即提出愿意将由他控股的裕民厂、恒丰厂、以及恒源祥染织厂一并交给共产党，进行公私大合营。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经过市纺织局的批准，公私大合营成功；由于裕民厂厂房大，经济宽裕，产品销路好，于是就由裕民厂牵头，将恒丰厂、茂新绒线厂、恒孚毛纺厂、振兴毛纺厂等统统合并到裕民厂里来，成立公私合营裕民毛纺织厂。沈莱舟担任裕民毛纺织厂的总经理，他的二儿子沈辑丞担任私方副厂长。同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年给予沈莱舟定息5万元人民币，他每个月的工资有人民币1000多，就连沈辑丞每个月的工资也有4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毛泽东主席拿国家干部一级薪水，工资也只有500多元。而当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1年实习，转正后的工资为60元。
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就是在“难忘的1953年”，恒源祥各绒线字号以及沈莱舟先生参股经营的12家厂，大赚特赚，但染织厂依然不行，一度处于倒闭边缘，沈莱舟从其它厂家或店里赚来的钱，倒贴到了染织厂里，弄得他经济相当拮据。但染织厂是由沈莱舟先生夫人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开办之处便说好是为了帮助王家的亲属。于是沈莱舟对这家厂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5年，沈莱舟应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之邀，到北京开会，他连续2次见到了刘少奇。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宽松，沈先生带了夫人王敏珠以及最小的儿子沈光权一同前往。当时会议的安排也很宽松，据沈光权回忆，当时沈莱舟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去闲逛淘宝。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看到了一只珐琅质的西洋座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宝贝，非常精美，沈莱舟极为喜欢，店主开价600元人民币，沈莱舟带着夫人孩子去看了几次，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买下。沈莱舟毕生喜爱收藏，在收藏上舍得花钱，他曾收藏有400多幅字画，各种扇子、扇面多达2400把。但沈莱舟先生待人又非常慷慨，他曾在解放初时将自己珍藏的一棵翡翠白菜敬献给国家。而现在为了一口珐琅座钟却看了又看，舍不得花钱，可见其经济上的尴尬。因而当大合营时，他每年单单从一个裕民厂就能拿到几万元的定息，沈莱舟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再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都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股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财不长福，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年纪大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1955年秋天，当时的上海嵩山区有6家中小型绒线店，以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为首，联合成立公私合营商店，这件事对沈莱舟触动很大。11月3日，他在报上又看到北京天坛商场公私合营的消息，像做生意一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商业系统公私大合营是大势所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个。于是他就以行业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区各店同仁商议大合营。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议讨论，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1956年1月1日实行全绒线行业的大合营。这一申请得到了政府同意。于是元月一日，在万象更新的这一天，上海绒线商店的全体同仁，在兴圣街集合，沈莱舟和一些店主还胸前插花走在前排，大家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到位于外滩的市人民政府报喜，这才引出了曹荻秋副市长接见及合影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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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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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绒线业全行业大合营，带动了全市商业系统的大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市商业系统，大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小到街头的烟纸杂货、夫妻老婆小店，统统实行了公私大合营。全市工商业代表，在静安寺集合，然后手执红旗横幅，胸披彩带红花，敲锣打鼓，前往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工业展览馆）开会。大会开幕，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向曹荻秋副市长送呈了由90高龄的工商界老前辈荣敬修先生亲笔书写的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不管是是非非，这历史性的一幕由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真实地纪录了下来。这色彩浓烈的一笔同样也镌刻在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之上……
会后，曹荻秋副市长曾几次会见并宴请沈莱舟，并表扬他，说沈老先生您带了个好头……沈莱舟还沉浸在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