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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一楼成了他们的司令部。这以后红卫兵进进出出，打砸抢的事情便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沈莱舟选择了躲避。白天一大早，他就悄悄地来到离家不远的襄阳公园，在园里打拳散步，读报看书，累了就在公园的长条凳上打个瞌睡，有时甚至连午饭也由在家里干了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送去，草草吃上一点，两人通通消息，说说家里的事情，然后还是散步休息……偶尔碰到熟人就凑在一起悄悄地说上一会儿话，一直要到天发黑了才慢吞吞地踱回家去。后来他还曾到过去做羊毛生意的老朋友沈懋章家里去住上一段日子。沈懋章与沈莱舟先生是远房亲戚，他是个单身汉，人生得矮矮胖胖，以前经常到沈府来蹭饭吃，沈莱舟来者不拒，总是对他客客气气，现在沈家落难，沈懋章自然两肋插刀，义不容辞。但沈懋章家里只有一间亭子间，住久了自然不方便，于是沈莱舟便搬回家去，谁知道才回家就出事了。
这是一个秋日的晚上，沈莱舟照例到襄阳公园避祸，很晚才回来。谁知刚一回家，就不知碰到哪里杀过来的红卫兵闯进门来大扫荡。这些10多岁的中学生们手持铁棍木棒，蛮不讲理，一见沈莱舟便棍棒齐下劈头盖脸地打将下去，不一会儿沈莱舟已满脸是血，倒在了地上……
沈府上下大乱，沈莱舟先生的夫人王敏珠连忙叫住在一起的外孙女黄茜玲给恒源祥店里打电话，但天已经晚了，店里早就打烊了也无人值班……
正当大伙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东湖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看弄堂老汉的报告匆匆赶来，驱散了红卫兵，将沈莱舟从血泊中救了出来。而这位看弄堂的老人，平时也经常受到沈莱舟的接济，沈先生将这当作家常便饭，从不思回报。现在关键时刻，老汉仗义挺身，站了出来。
眼看着在家里是不好住了，沈莱舟与老伴王敏珠一商量，过了一两天便拖着沈万红，带了一些换洗衣服，逃到了东山的老乡、过去也是在兴圣街开绒线店的小老板金春宝那里。这时金春宝在兴圣街（这时已改名叫永胜路）上的一家小旅馆红星旅馆里当服务员，金春宝对头头讲说是乡下来了客人要住一段日子。当时旅馆生意也不好，于是沈莱舟在红星旅馆一住就是3个月。
解放前，沈莱舟也曾两次离家出走外居避祸，每一次选的都是汇中饭店（即今和平饭店西楼），现在祖孙三口躲在兴圣街的小旅馆里，自然不是个滋味。但好在沈莱舟是个非常想得开的人，听到妻子叹息唠叨，他反而会用过去在久康洋杂货店当学徒时的生活来安慰她，于是祖孙三口倒也相安无事。平时一日三顿都是由金春宝的妹妹烧好了送来的，无非是一两个小菜。沈莱舟走得匆忙，没有带什么钱，连旅馆费还是金春宝付的，沈莱舟与夫人王敏珠等一直住到1968年初才搬回东湖路的家里。就为了这件事，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时，金春宝被当作反革命揪了出来。对此沈莱舟深感内疚。虽然当时沈莱舟每个月也仅拿60元的生活费，要抚养妻子王敏珠、孙女沈万红以及奶婶婶4口人，手头相当拮据。但逢年过节，他无论如何都要凑上几十块钱，叫人给金春宝送去，以表达自己的一片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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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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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慢慢地到了1968年的秋天，“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似乎还看不到一点结束的苗头。谁道人间秋已尽？晚秋风景倍凄凉。这是一段令沈莱舟、令沈府上下、活着的与死去的人，都永远也难忘记的日子。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解放前曾先后买下东湖路与乌鲁木齐路上的两楼花园洋房。他让已成家的大儿子、二儿子等搬到乌鲁木齐路居住，而让大女儿沈慧新与女婿黄国良一家住在东湖路，女儿总归贴心点，以便上下有个照应。沈慧新生育了4个孩子：3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最宝贝的是大儿子黄玉麟，当时在上海交大读书。黄玉麟人长得颇为清秀，瘦瘦的，功课非常好，就是有点神经质，对事物的反应过于敏感。黄国良原先在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当经理，文革一来也撤职了。这一年的11月，黄玉麟和他的几个同学被打作了“反革命小集团”，据说是因为收听“敌台”，散布小道消息。当时黄玉麟还可以住在家里，但红卫兵天天上门来做他的工作，要他交代问题。黄玉麟有时也会跑到沈莱舟的房间里，闷坐大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对深爱着他的外祖父讲：外公，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他们一定会将我抓到学校里关起来的……沈莱舟看着这位天资聪慧，自己非常疼爱的外孙，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也只好随意地安慰他几句。
11月末的一个晚上，冷风飒飒，“霜树全无一叶留”，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伤感，产生悲凉的时光。交大赶来的几个红卫兵从下午便开始找黄玉麟谈话，他们关起门来也不知谈了些什么，一直到11点多钟才匆匆离去。天很冷，沈莱舟夫妇已经带着小孙女沈万红在2楼的大房间里睡下了。等红卫兵一走，刚刚才从乡下学农回来的黄茜玲闪进了3楼自己父母的房间。黄茜玲属牛，沪光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她功课很好，人也长得非常漂亮，平日又深受外公、外婆的疼爱，因而娇气十足。依照当时的政策，68届毕业生“一片红”，统统要分配到农村去当农民。学校里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师傅与老师，已多次上门来做过工作，但黄茜玲就是一声不吭。学校组织“学农”，她去了，刚回到家里便看到造反派、红卫兵在找哥哥谈话，于是她连行李也没打开就躲了起来。一直等到造反派红卫兵离开才走出了自己的房间。黄国良与沈慧新夫妇连同黄玉麟、黄茜玲四个人关起门来说了许多话，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便成了永久的谜！在这中间黄玉麟下来过2次，第一次他匆匆过来看了一下外祖父，便又匆匆离去。第二次他在外祖父的床前逗留了很久，沈万红没有睡着，她惊讶地看着这位本家哥哥，凄凉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将进来，她看到黄玉麟清秀的脸上居然挂满了眼泪……沈万红想喊，但又不敢，只是睁大着眼睛看着。黄玉麟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外祖父，任凭着泪水潺潺地落下来，许久许久才悄然离去，一直到今天沈万红都不会忘记表哥那一张清秀、凄苦、嬴弱、悲绝的脸，布满了对亲人无限的爱怜，布满了对世界深深的绝望……
沈府上下都睡了，整幢小楼鸦雀无声。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好像是一块窗玻璃碎了，接着又是一片静寂……
也许是受到这响声的影响，睡在3楼小房间里的黄国良、沈慧新夫妇的另外两个儿子惊醒了。他们披衣起床，来到父母房前。他们推了推门，门紧锁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心知情况不妙，便从隔壁房间的窗口爬了过去，翻窗而入，随即兄弟俩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这凄惨的叫声在静谧的夜空久久回响……
沈府上下都醒了，沈莱舟夫妇颤颤巍巍，披衣而上，踏进黄国良、沈慧新的房间，只见几扇窗的窗框上一字排开，吊着黄国良、沈慧新、黄玉麟、黄茜玲4个人。住在底楼的沈光权、杨世玲夫妇赶紧上前，奋力将他们四人一一解下放在床上，虽说身子还是软的，但早已没有气了……
沈莱舟望着心爱的女儿、女婿、外孙与外孙女，颤抖着声音连连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国良太悲观了，小兔（黄玉麟小名）太悲观了，不可取，不可取啊……
这是文革中也少有的大悲剧！4条人命就这么被永远地夺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沈莱舟的心灵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份神”，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步履蹒跚，人也变得更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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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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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悲惨的打击还在后面。
前已说过，1958年老四沈光茂被定为右派，送到北大荒煤矿挖煤，摘帽以后1964年曾到上海来探过亲，文革开始以后便音讯全无，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其实沈光茂的妻子还是有信来的，写给沈光权，而沈光权苦果独咽，始终瞒着沈莱舟与王敏珠老两口。他与几个哥哥商量以后决定，无论老四在东北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告诉自己的父母。父母年事已高，再也承受不了其他打击了。果然文革开始以后，沈光茂又被揪了出来，在工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只有在工厂里的机器发生故障时，才安排他回车间里去看一看。1970年的初春，东北地区还是冰封雪冻，寒气逼人。晚上，沈光茂与同住在隔离室里的难友，闲极无聊，喝了一点酒，便吹起了大牛。沈光茂故作神秘地问大家：你们知道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四下一望，无人回答，便得意起来……据同室的一位难友回忆：当时他拼命地打手势，叫沈光茂闭嘴别说，但他还是说了：她当时叫蓝苹，是个演员……那个难友跳上前去，一把夺过他的酒瓶，连声说：别喝了，看你醉的，睡觉、睡觉……但已经晚了。第二天有人揭发，有人旁证，说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沈光茂的问题迅速升级，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了大牢。当时正逢“严打”，经省公检法军管会批准，沈光茂竟被枪毙了！这真是千古罕见的大冤案，直到10年以后即1980年，他的女儿沈万红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亲赴大连，反复审诉，才得以昭雪！
自从大女儿一家4口自杀以后，王敏珠最挂念的就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沈光茂了，她日思夜想，以泪洗面，久而久之居然将眼睛也哭瞎了。而沈莱舟先生明知东北有信来，明知沈万红的小弟妹还曾到上海来住过一阵子，但从来也不向别人打听老四的下落。他默默地承受着，承受着这一切的屈辱与苦难。
1971年，沈莱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