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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蛮有吸引力的。过去从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这样大手笔地训练新人，借着改革，我终于将多年的理想付诸实现。”也就是说，即使原有的业务员大部分不认同潘乐昌的改革方案而离职，他仍可以凭借新人来推动业务。因此，他不会失败，也不可能失败。
潘乐昌在友邦保险马来西亚分公司做主管时，工会与公司对峙，经常有人电话威胁在大楼安置了炸弹，弄得全公司人心惶惶，无法正常上班。几次下来，大伙也知道是谎报事件，但基于安全顾虑，每次还是丢下手边的工作全员大撤离，真是到了不堪其扰的地步。有一天，又有电话打进来说公司被安置了炸弹，这一回潘乐昌铁了心，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就是什么动作都没有，让全公司员工继续上班。事后很多同仁吓坏了，认为他不该拿大家的生命安全当赌注。潘乐昌告诉他们并不是“枉顾”人命，而是很笃定当天根本不可能会发生意外。因为公司已连续两天被警告说装了炸弹，人员疏散了两次，警方也做了两次大清查并且处于加强戒备中，歹徒怎么可能在第三天一大早就又安置了新炸弹？众人这才明白，他虽然大胆行事，其实心思细密。潘乐昌颇为得意地说：“我是个精算师，我要冒的风险，一定都事先‘精算’评估过。”果然，从此以后公司再也没有接获“诈弹”电话的威胁。
事实上，潘先生的成功模式可以这样总结：“凡是交到我手上的工作，我要利用我与众不同的‘精算’能力和出人意料的操作方法，不仅比别人做得好，而且是别人想不到的。反复运行这种看似冒险实则安全的操作模式，为自己的成功不断垒石铺路。”
职场中人，很多都欣赏潘先生这种“创新”与“不按牌理出牌”，因为成功者似乎都有这两个特点。但我们再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成功者与众不同的“战斗方式”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并经过从容的计算，从而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每一次胜利，都为下一次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们在有计划的方针指引下不断向前迈进。相反，失败者的胜利却是偶然的、纷乱的，是无法与其努力相提并论的。失败者也许比成功者更能做事，但他们的成果价值较为低贱，或者毫无用处。同时他们的成果不能积累，没有形成连贯的模式。相反，他们的失败倒可以形成一种模式。
在我们的经历里，成功与失败必然交织在一起，失败或许是自己的过错，或许是因为不当的冒险，或许是由于未能适应情势的变化，或许是别人没有助一臂之力。在今后的职场生涯中，仍将会遇到成功与失败，我们最终将是什么样，并不在于目前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无论你为自己定下何种模式，基本点在于：确保成功大于失败。
印象就是现实——第十一章 永远站在主流之列被主流所认同和接受
大凡一个人物成功之后，大家都去看上帝，却忘了耶稣还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某人已经成功到你都知道了（他正好住你家隔壁的除外），那你看到的东西基本上也学不到了。名人传记最害人的地方，就是把成功之后的辉煌事迹一条不漏地大书特书，好像罗马真是一天建成的。
被主流所认同和接受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这样一位天王级人物，当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里我要说的，不是现在的任正非，而是早年的他。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抗战时期，任爸爸在某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业余时间与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这段历史，是任爸爸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军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这怎么能解释得清楚。任爸爸为此受尽折磨。
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中，任正非说：“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父亲还是被揪出来，最早被关进牛棚。”
因为受任爸爸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任正非参加红卫兵。任正非参军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任正非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他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他无缘。在他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惟有他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翻了个个儿，因为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在部队党委的直接关怀下，未等任爸爸平反，就直接去外调查清任爸爸的历史，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任爸爸所在的地方组织。任正非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爸爸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了校长。
以上这些，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中都有详细描述。文章中任正非并没有直接表达出他的处世观，他只说了一句：“文革让他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事实上，父母的遭遇，对任正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他看着忠实于事业和党的父母仅仅因为家庭出身，始终不能为社会主流所接受，即使比别人多做几倍的工作也无济于事，当风暴来临也是第一个受难者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要为社会主流所认可，否则注定一事无成。所以他参军，要把身上的颜色染红。在军队他做了那么多事，没有任何奖励，他能接受，在他心目中，入党比任何奖励都重要。因为能入党，就不仅是被主流所认可，也为主流所接纳。这方面，任正非做得相当出色。文革结束之前，他已经做到干部级别，以他的出身，相信非常不容易。他父亲的迅速平反，跟他入党有莫大关系。1976年之前，无论他工作多么努力，多么出色，荣誉与他无缘。而1976年之后他的际遇一下从地下到天上，为什么？仅仅是主流潮向变了。主流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强大，几乎没有个人可以抗拒得了。善良的人们往往会说“历史最终会是公正的”，但不要忘记“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对某人某事的评价，永远折射着当代的主流意见。更何况，能被历史所记载、所书写的人物与事迹，毕竟只占少数。
也许任正非的经历比较极端，反差太大。但人在职场，乃至于人在社会，千万要记住，无论你如何定位自已，也无论你设定了怎样的目标，只要你希望有所成就，就一定要为主流所认同和接受。
印象就是现实——第十一章 永远站在主流之列千万不可做“异类”
千万不可做“异类”
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
小陈到一家公司做营运工作，很快就以其聪明和异于同事的奇思妙论闻名公司上下。企业内刊在介绍新人时，还赠送“怪才”之名给他。起先他很高兴，新进同事只有他这么有名气，只有他每说一句话都被人追捧，他的才华如此出众又如此被大伙所重视，所以他越发竭力创造惊人之言，做惊人之事。没几年，一起进企业的同事，甚至不少后进的同事都升上去了，他还在原地打转。他不服气，自己什么都做得不错，哪方面都比晋升的同事强，凭什么？
道理很简单，他所在的企业，是一个风气比较保守，强调团队精神，做事讲究按部就班、有板有眼的公司。小陈已经被企业的主流舆论定位为“怪才”，说明他的这种才在老板和大众眼里只能搞笑，没有实际价值，甚至有时还有点违反企业文化要求，他就已经是企业的异类。公司不需要游侠异人，公司要的是信奉企业文化、遵循规章制度和潜规则的好员工。当老板考虑提拨员工时，这一类怪才是根本不被考虑的。在人力资源部考评时，小陈永远也不会得到“优秀”的评价，虽然“优秀”二字也可能只是个表面好看而已。如果小陈这类人都晋升了，那岂不代表着公司信奉的文化和游戏规则都变了吗？老板还如何管得住其他人？如果小陈这类人都算“优秀”，那岂不说明今后公司里是越怪越好，天下大乱才算大治吗？所以就算小陈实际工作业绩和能力比现在强十倍，在这个企业中，他只有等着慢慢变老。
更糟糕的是，小陈在企业中已经变成异类的代名词，许多不合公司文化的话反复流传之后到他这里，却众口一词说是他的最新创造，让他有口难辩。就像著名的某体育节目主持人那样，一旦群众认定你是什么类型的人，那么该类型的话和事就一定是你说的、你做的，而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完了，就像几十年前一提国民党后面必定加个“反动派”一样，这样的主流舆论定位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
事到如今，小陈悔之晚矣。他最后总结，自己错就错在没有明确的自我定位，不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没有根据定位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凭着天赋小聪明随心所欲，以至于被企业钉到十字架上成了反面典型，连才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