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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 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 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 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 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 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训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 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 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 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 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 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 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 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 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 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 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 连连说：“红军过草地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 厕所方向一掷，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 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是，待麻 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另找生火的地方去 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 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 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 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 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 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 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 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 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 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 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 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 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 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 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 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 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 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 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 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 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 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 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 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 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 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 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 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 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 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 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 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 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 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 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 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 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 “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 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 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碱地，高粱不易成 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 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 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 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 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 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 目，饥汉们当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 惑力——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 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人体内的 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时，他在 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把人们身 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小队长，‘值 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 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