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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刘辰旦谈党外内史
道德
道德是一种有机体，道德也会生老病死。
——对敌人的道德
三大名眉
我发现有三大名眉：陈香梅之眉、杨宝琳之眉、宋能尔之眉。陈眉妖、杨眉妖妖、宋眉妖妖妖。
——李语录四七
政工
政工是蝎子。有敌人，螫敌人；没敌人，螫同志；没同志，螫自己（饿慌了的时候）。他们被训练成了政战怪人，即使反了老K，也不会变回正常人了。
——李语录七○
反对学院派
我并不否定知识的价值，但我反对把知识做严肃、高贵、麻烦的使用，而这应是“学院派”，我有的是“流氓气”。
——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政客巨贾的家中特色
台湾政客与巨贾的家中特色是：洋酒比西装多，西装比名人字画多，名人字画比书多，书没看过的又比看过的多。
——李语录二七四
非翻案不可
不复仇，可以；不翻案，不可以。
——李语录三○二
宰他几个
我不能等最后审判时才收拾所有的小人与敌人，在半道里，我也要随手宰他几个。
——李语录五九
咆哮生财
我从不和气生财，我只是咆哮生财。——狮子从来不和气，和气就吃不到lions share。
——李语录七二
不离开的理由
我不愿离开台湾。——因为从外国旅行归来，台湾更丑得不能住了。
——李语录二六一法治观念李敖语萃法治观念
——一个进步的社会，有赖于大家对法律的信任。法官不一定是好人
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大错特错，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他们酷爱权力，捕鼠机式的权力，不但不识大体，并且鼠目寸光，整天以残忍为事，还美其名曰仁政、曰法治、曰大有为，这不太好玩了吗？（其实这种人，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
——从“歌林多后书”到“二十一号窗口”
打官司的必要
我现在逐渐了解为什么社会上要有那么多暴戾之风了！匹夫匹妇们不相信法律，法律也真的不能为他们辩冤白谤，他们有冤抑无处申雪或发泄，又没有唾面自干的混帐修养，自然最后要被逼到绝路上去，“官逼民反”，此之谓也！
但是我们这些“知识人”却不可灰心，我们要宣传、要鼓励，要使群众普遍的知道寻求合法途径的重要，一旦大家普遍的认真去打个明白、追究个明白，混帐的法官自然不敢再混帐，自然要睁开睡眼，把官司正确的判个曲直。
人民相信法院、法院认真判案的时候，才是真正“法治”的起点，否则“法治”、“法治”，只是党棍子宣传的口号，只是“司法行政部长”邀功的谎言！
——论打官司的必要
政治犯也是终身职
层出不穷的法外法，层出不穷的单行法肆虐，都显示了“黑法律”对政治犯的虐待。政治犯所犯的，都明定在内乱外患罪上，“黑法律”纷纷来了剔除规定，即无异在刑法第三十六条褫夺的范围与时效之外，另来了“杠上开花”的长生枷！所以在“大有为政府”的统治下，一个人一朝做了没被枪毙或没判无期的政治犯，出狱后，若有“褫夺公权”熬过了，就一切恢复正常了的想法，他可就太天真了！事实上，他一重返社会，就发现简直什么都不准做：不准做公务员、不准做老师、不准做医生、不准做药剂师、不准做产婆、不准做律师、不准做会计师、不准做技师、不准做引水人、不准做代书、不准做公司负责人、不准竞选、不准助选。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他竟发现大有为政府对他“千刀万里追”，跟他没完没了，跟他大规模的“永不录用”。……这些法律和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个冷冰的事实，就是：
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犯是永不折旧的，因为国民党的政治犯一如万年国会的“立监委国大代表”，也是终身职的！
——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
论“教育部”的“发”令
十一日报上，登出中学女生致“教育部”大官人的信，请求规定不可烫头发就够了，不可披肩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规定中学生剪短头发，剪成“西瓜皮”呢？
第二天，“教育部”大官人谈话：女学生头发可以蓄留至耳根下一公分与衣领平齐，男学生可以蓄留三公分的规定，和以前的规定相比，已经放宽许多，没有必要再做更张，“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
诚然，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但是一次谈话就能代表其他主持树人大计者的意见吗？我看也不见得。
我们清楚的知道，过去在大陆的时候，没有任何教育部大官人敢发表“令人发指”的发型谈话，也没人能“心细如发”的发表这种谈话，他们都识大体的知道，这根本不是问题。民国六年昭华女校的女学生留辫子，和民国三十六年贝满女中的女学生留垂肩，小丫头们爱怎么留，就怎么留，有什么好规定的呢？没人这样无聊！
有人这样无聊过，汉朝的张敞，给老婆画眉毛，打小报告的报到皇帝那里去，皇帝问张敞：“你在家里，给你太太画眉毛吗？”张敞说：“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私生活的部分，有比给老婆画眉毛还精彩的呢！）”张敞的回话，点破了属于私生活的和大官人该插手的分际，画眉毛是女人的私生活，大官人该管的正事可多着哪，何必插手根本不该他管的？
——发网恢恢·法网恢恢
拾零篇·话天南地北人生拾零——进步的社会赖法治
进步的社会赖法治
该知道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有赖于法治，有赖于大家对法律的信任。中国过去太偏重人治和礼治，所以搅得乱七八糟，毫无客观可循的是非与体统，也毫不实际。所谓的“文人竟不知自爱，不能宽大为怀，多具容忍的气度”三点，在一个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面前，都是“碰不到头”的论调。“正直的建议”固然很令人感动，但是在方法学上和基点观念上，却根本“碰不到头”。
——刻薄的批评与正直的建议
不可法外杀人
宋朝时候有一个坏蛋，大家皆曰可杀，可是没有杀他的法律根据。但是大家还是要杀。当时范仲淹看不过去了，他说：“你们‘法外杀人’，会杀得‘手滑’！”
什么是“手滑”？“手滑”是杀得开心、杀得痛快，迟早杀出毛病，乱杀一气，最后连无辜的好人或不该杀的人也跟着宰了，闹得人人自危，法统全无，社会不像个社会。
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恐怖时代”。所谓“恐怖时代”，就是人人都保不住脑袋的时代，人人都可能被硬按上一个罪名，然后移请阎王老爷管训。那时候，光在巴黎一个地方，就被杀掉两千五百人；全法国的杀人纪录，大约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中，谁是坏蛋，谁是好人，大家根本分不清了，大家只是杀得眼红，哪顾得许多！
叫犯人逃掉也要守法
当罗案发生的时候，梁启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有人同他谈到罗案，问他：“政府抓罗文干，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时机太迫切了，若等合法手续，手续办好，犯人早逃掉了。那怎么办？”梁启超说：“宁肯让犯人逃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是法律却逃掉了！”
守法的人“宁纵毋枉”，他们不但注意不“枉人”，更注意不“枉法”，如果贪图一时一地方便，任意“枉法”，要想达到不“枉人”的目的，就要枉费心思了！
——宁肯让犯人逃掉
判案不是猜谜
一件人命关天的大案子，用“想像的情况”来“猜”出谁是凶手，这种“执法”，是我们绝不敢领教的。我们认为这是一切冤狱和人权侵犯的祸源。
犯罪之认定全凭客观的证据，这本是近代证据法则的公理，不容任何什么训练班讲习班出身的法官乱来曲解的。不根据证据而根据荒谬的类推方法来判案，这种流弊，是最危险的。以下面命案为例，刘堂坤在初审中被判死刑，洋洋万言的判决书完全是一篇“猜谜示范”的范文，并不是咬得紧紧的有力证据书。用这样“想像的情况”来判人死刑，它的毛病，在二审判决中立刻就暴露了！二审判决推翻初审判决，并不是不把刘堂坤判死刑，二审判决照样把这个可怜的医生判了死刑。所不同的是，二审判决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编织“想像的情况”，来“猜谜”。这无异是说：初审的法官呀！你们的年资太浅，想像力不够，你们猜得不好！还是看我的！
于是，洋洋万言的二审判决书里，刘堂坤又被描写成另一种想像杀人的方式。
但是，事实上，刘堂坤再恶性重大、再神通广大，他“杀人”的情况，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一种，绝不可能有两种。而我们“高明光大”的法官，却居然能构想出两种出来！这不是大笑话吗？
——判案不是猜谜！
各国律师资格
日本的律师（辩护士）的资格之一是必须要通过司法试验，然后充司法修习生至少两年才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国会议员三年就可以当起来的；他们的法官（裁判官）检察官也要这种条件，要有“法律素养”。昭和二十二年（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公布的“裁判所法”第四编中对这些有详细的规定，他们的进步与严格，都不是我们的立法老爷们所能借鉴的。
再看美国。美国的法律教育是绝不随便的。一个学法律的人大多先修完两年至四年的大学教育，然后再读三年法学的本科。事实上，治疗人们身体的医生都要受七年教育；何况保障人们权益的律师和法官？美国律师公会规定的律师资格，一定是法律学院的毕业生而又通过律师考试的。此外在各州又有单行法，有的已近乎“苛求”的境界！例如许多州对于本州以外的律师的认可，除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