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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宫宴上向珍嫔显露残缺的手指，其实不是想给她一个警告，而是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感谢她给我认识自己的机会，也感谢她让我发觉另一种滋味和食欲。但是珍嫔并不这么看。她反而认为，这是我对她的警告。
我想，出其不意地，我倒是真给了珍嫔一个警告。警告她的忽视与“不合时宜”。我从珍嫔眼里看到了畏惧。没有畏惧就没有敬重。我从珍嫔的眼神里终于找到一丝敬畏。通过残缺，我将她的目光引向我自己。我想她的记忆里从此便该有我，她的故事里也不该再绕过我。我不指望皇帝能为所动，也不指望对珍嫔有所震慑。我或者并不能作为噩梦，从珍嫔的记忆里跳出。可差不多，我的努力已经见效了。虽然大部分时间处在背景之中并刻意隐藏自己，但是，既然我已经让她见识了我的残缺，我就不怕她了解我，并进一步看穿我的隐私。到了这个阶段，事实上，我倒很想与一个人分享我的隐私。而珍嫔恰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渐渐向她展露其他被我吃掉的身体部位，欣赏她眼里的恐慌与迷惑。而在第二天，第三天，又让她看到，残缺又恢复如新，所有吃掉的部分都自行修复了。我是宫里唯一能更新自己的人，而整个后宫，唯独珍嫔能看出我的不同与新，这一不同寻常的眼光正是我赋予她，主动交给她的。
珍嫔对我的做法的反应，过了一段时间才体现出来。她打算为我照相，将我的样子记在特殊的纸上。
照相，我们不熟悉。皇帝将这种东西送于珍嫔，我们无以衡量，这个行为是否有悖祖制。照相在宫廷等级之外，是宫廷制度的漏洞，因而，即便太后也不能说什么。太后在照相这件事上态度含混，是因为太后的注意力全在六十寿诞上，太后一心想过好生日，却忽略了照相这一新巧稀奇之物。滥用新巧稀奇之物本身就是一桩罪责，可太后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她总会意识到的，我相信。不过，从这件事上看，皇帝真是耗费了心思。皇帝并不理睬太后的警告，反而耗尽心思要与太后作对。这样做是危险的。所有与太后对着来的想法，都是危险的，更不要说行为了。
珍嫔从一个蒙着布的箱子里望着我。据说，那是一件可以代替画像术的工具。因为这个工具，珍嫔可以对我提要求，让我的脸对着光，让我一眼不眨地看着照相，让我坐正，毫不委婉地暗示我，我的背是弯曲的。她从小箱子里看着我，而我看不见她。她说，单凭这个工具，可以记下这一刻，我的脸。我怯懦地看着小箱子等着被她记下来。可我知道的常识是，人在死去的时候才会想到要画一张像，才会想要一张像让活着的人记住自己。除此，她要一张像做什么？如果不是用来放在灵柩前，我们是不需要一张像的。但是珍嫔说，你需要。
到底是谁需要？珍嫔到底要做什么？
我被要求看着几米开外的小箱子。我看不到她。我不习惯这样被看。也不习惯这样看别人。我喜欢待在暗处，背景里，不被看，却可以随意看着别人。即便，我有此打算，允许珍嫔分享我的隐私。但此刻，我孤零零，被固定在椅子上，忍受着被看、被注视，而且是在强烈的光线下。我望着她，更多的是想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古怪的机器。我将手放在膝盖上，手是新长出来的，我将脚收回长袍里，脚上有些许残缺尚未长好。我在被看中渐渐松弛下来。我并无秘密可言，我不过是不想被排除在记忆之外，不被视为空无而已。我想隐匿我的爱好和残缺，但我并未打算脱离所有人的记忆，尤其是珍嫔。哪怕是珍嫔。这是一个很小的要求，很容易满足，关键在于，珍嫔是否已经意识到我和我的存在。我在这里，我想说的无非是这个，我在。我要求她重拍。她拍了三次，我也重申了三次，我在这里，就在你眼前。我的提醒记在特殊的纸上，我会命她每天看一眼我的提醒。
据说珍嫔的那只木盒子已经照了300个人。就是说，有300个人被装进了盒子。甚至连太后也被计划装进这个盒子，与服侍她的奴才，与在她面前卑躬屈膝的嫔妃宫眷们装在一起，这样做，是极不合法度，也是大逆不道的。
她一言不发，看了我很长时间。随后，她手指一按，在我们之间燃起一团火光和烟雾。如果她是用照相记下我的话，她也记下了我的手和脚。她可以一言不发。可是火光与烟雾意味着什么？她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流露出好奇，疑问，或是探听秘密的神情。没有问我吃自己的理由和心得，没有问我将自己展露在她眼前，所谓何故？没有问我深埋此间的喻义，没有问我，我何以是不死的。她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我是不死的。火光之后，她收起照相，说，皇后，照片拍好了。她没有顾及，我被那一束腾起的火光和烟雾弄乱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背离光线，我是被那一束火光和烟雾弄乱了，我想要将自己袒露在我的对手面前的想法随着烟雾消散。从这一刻起，我发现，她不可能改变对我的漠视，即便我拿出诚心诚意打算与她分享我的隐私。这个想法是愚蠢的。突然散开的烟雾给了我一个启示。我其实就是火光和烟雾，是她窥视完钟粹宫后得出的结论。从这一刻起，我认定她是我的敌人，再也无法改变。因而，我要名副其实地报复珍嫔。报复她用照相，再次将我排除在记忆之外。
火气，总是要发出来的。
因此，十二天后，太后给了珍嫔一个更大的警告。太后摔碎了珍嫔的相机。因为珍嫔用那机器采集被摄之人的灵魂。太后砸碎了那只装了三百多个灵魂的黑匣子。有谁不会这么做呢，当然要这样做。尽管，我并未有灵魂离去或是重新归来的觉察，可我认定，珍嫔该得此罚，该得被褫衣廷杖。事实上，在廷杖之前，太后命我去扇那贱人二十个耳光。我准确地执行了这二十个耳光，一个不少，一个不多。我的手刚长好，皮肤、肉和骨骼都是新的。因而，这二十个耳光扇得十分清脆，十分悦耳动听。然后，然后，然后，我退到太后身后，将位置留给执行褫衣廷杖的太监。这可是开天辟地一宗大事，比赐死更为严重。耳光，加上褫衣廷杖，足够珍嫔死两遍了。死，在宫里我们称死为驾崩，薨，殁。死对于紫禁城而言是珍贵的，不是轻易就赐予的。赐予最多的羞耻。耳光与廷杖，仅此，就够要珍嫔两条命。
太后将奄奄一息，即将晋为妃的珍嫔，降为了贵人。
我如此明确、准确地提醒珍贵人，我的在场。然而，珍贵人的故事里依然没有我，她没有记住出自我之左手和右手的二十个耳光，以及出自太监之手的杖责。周围围着那么些个宫眷，才几个板子珍贵人就昏厥过去。不是板子和耳光打晕了她，而是羞耻打晕了她。每个人都帮她记住了她的耻辱，也记住了她神昏不语、四肢抽搐的骇人之状。珍贵人被搬回景仁宫，脱离我的视线，然而我能想象太医的描述。她抽搐的情形在夜间尤为严重，她整夜无眠，心中懊恼。白天，她绝少进食，即便稍稍入睡，也立即从惊恐中醒来。这是一个很重很长的惩罚，有几次太医禀奏说，她病势危重，已经到了用十香返魂丹的地步。可这些都不在她的记忆里。不仅不在记忆里，而且，她活了过来。这是一桩奇事。不过，我并不希望她死，我说过，死是珍贵的恩赐。我只希望她记住这一切，记住我。然而，她的记忆却恰恰舍弃了这一切。就连皇帝的故事里也没有我。从此，也许该说从来，他们将我彻底逐出视线，脑际，眼前和耳朵。我站在太后身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我继续吞食自己，更新自己，我活在我的不死里。我放弃了珍贵人，即便一年后太后又赏还她妃的封号。我早已知道，皇帝救不了她。没有人能救得了她。
朝鲜
在我十九岁那年五月的一天，皇帝的生父，醇亲王，来体和殿向太后禀报颐和园的工程进展。太后对颐和园不能在寿诞前完工颇为不满。太后命醇亲王着人去将颐和园已经竣工的部分画下来。这一天，由于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我奉太后口谕去为皇后拍照，而与此同时，皇帝正为一则来自朝鲜的电函，在养心殿里来回踱步。皇帝宣总督李鸿章与翁同龢师傅参议朝鲜绵延的祸乱。
皇帝得到了两种不同的建议。争论的焦点不是朝鲜的乱民，而是日本。根据《天津条约》，若大清出兵朝鲜协助平乱，日本将同时出兵。皇帝在养心殿徘徊，一时难以看清邻国的局面。前些日子沸沸扬扬的河南教民案至今令皇帝忧心。皇帝在三希堂坐下，香几上摆着一只无法鸣叫的珐琅彩座钟，皇帝打开座钟的琉璃罩子，用小刀拧开旋钮，取出钟表的核心部分。朝鲜的使臣候在驿栈，前日，驻在朝鲜的清军为朝鲜官军提供便利，以北洋舰队的平远舰和苍龙、汉阳两艘火轮搭载朝鲜官兵，从海路开赴全罗道首府全州，又有数百人从陆路协助围剿，然而朝鲜官军却一再溃败。使臣说，东学党在各地的信徒纷纷起势，使举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卷入这场混乱。
皇帝放下手中的珐琅彩座钟，命王商将所有修好没修好的玩具都归入库房。皇帝腾空了三希堂与东、西暖阁后，立时清爽了不少。第二天早朝，皇帝的大臣们依然无法在争论中取得一致。正反两方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日本。在我为皇后拍第二组照片之际，东学党又一次大胜，竟一举攻克朝鲜被称为三南重镇的全州。朝鲜王再次请求大清出兵救援。六月，在我为皇后拍摄第三组照片时，李鸿章向皇帝禀奏说，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来府中拜访时直言，“韩请兵，势须准行，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说，荒川所言与驻朝专员袁世凯传来的消息是一致的。袁世凯确信日本对大清出兵的态度是，“必无他意”。皇帝问，你确信日本果真“必无他意”？确信